从“戴红帽子”到“多元主体共治”：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docVIP

从“戴红帽子”到“多元主体共治”：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 〔摘要〕本文以H省J市的五家非公企业为例，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考察了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和非公党建的组织依赖之间是一种多元共生的关系：当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弱、组织依赖弱时，容易造就出分离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弱、组织依赖强时，容易造就出分离合意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强、组织依赖强时，容易造就出合意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强、组织依赖弱时，容易造就出合意分离型的企业家；四种类型的企业家的行动逻辑分别是“戴红帽子”“股份合作”或 “戴洋帽子”“组织惯性”和“多元主体共治”。企业家类型随着非公党建制度环境的优化而逐步优化，呈现出由“分离”到“合意”的角色演变态势，其在非公党建中的行动逻辑遵循由非制度化的“戴红帽子”到制度化的“多元主体共治”状态。 〔关键词〕非公党建；企业家；政治关联；组织依赖 〔中图分类号〕D2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08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0BDJ029）；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创新研究”（座机电话号码） 〔作者简介〕邱观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付佳迪，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以下简称“非公党建”）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新尝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举措。非公党建统合了占国内生产总值60%以上、从业人员和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占全国总量的80%和90%以上的非公企业〔1〕，吸纳了作为新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进入政治系统参政议政。 对现有非公党建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考察了非公党建的制度变迁〔2〕、现实困境〔3〕、体制机制建构〔4〕等方面；忽视了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考察非公党建与企业绩效、企业文化、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契合度。学界对非公党建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存在分歧，有三段式划分〔5〕、四段式划分〔6〕，其鲜明的特色是以历次党代会作为划分的标尺，而忽视了非公经济发展的历史节点，造成非公党建史与非公经济史结构性脱节。学界对非公党建现实困境的研究，主要包括非公党建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党组织功能定位、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学界对非公党建体制的研究，主要考察了不同的党建模式，包括江苏模式、广州模式、深圳模式、湖北模式等，体现了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内在逻辑：国家让渡出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和部分自由流动资源给地方，以经济为导向的绩效体系建构了地方政策改革的动力机制，地方政府依据区域特色制定非公党建政策，使非公党建具有区域化、差异性等特征。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多考察的是企业的“政治关联”〔7〕、“政治绩效”〔8〕、“政治资源”〔9〕和“企业家的政治参与”〔10〕等。这些研究大多认为：不同企业具有不同政治资源，它们会采取不同政治策略，因而对企业政治绩效有着不同影响。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党组织作为企业的外部变量，而非企业的内部变量。实际上，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只是非公党建的一个开端，而非结束，其下一步是组织的异质化行动。在此过程中，富含了国家制度变迁与非公企业之间利益的博弈，制度变迁使非公党建的制度环境由紧缩走向宽松，非公企业改善内部的技术环境以迎合党组织嵌入；企业党组织成为非公企业与政治系统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企业的利益诉求有了畅通的表达渠道，同时，企业的组织实践能丰富执政党建设理论。 与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不同，本文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考察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非公党建中的一个重大难题是取得企业家的信任与支持，因为非公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产权关系、经营方式、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特质，导致非公企业的党组织不能拥有国有企业党组织那样明确的功能定位，党组织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干涉企业发展，影响企业绩效，造成人员臃肿。党组织嵌入到非公企业的过程中，企业家的角色定位会出现偏差，有的消极应对，有的积极迎合，有的基于组织惯性的考量继续允许党组织长期存在。不管哪种类型的企业家角色，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非公党建是国家政策的产物，是“运动式”、“文件式”治理〔11〕的副产品。企业家面对党组织嵌入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赢得政治资源，推动企业发展；要么拒绝，与政治资源划清界限，使企业发展陷入困境。显然，前者对企业更有利，更适合威权型政府“应建必建”〔12〕的治理逻辑。所以，不论企业家的主观动机如何，均需接受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