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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0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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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镜像的启蒙精神
摘要:启蒙精神是人类步入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指向标,是人类创造近代文明过程中具有基础地位的本质力量。启蒙精神为理性重新树立了权威,为科学技术和实证知识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是,成为宰制力量的启蒙却欲图通过对象化的定义为“自我”寻求确证的根据,并以存续合理性的现实与历史体系为目的,将知识和逻辑的形式加诸于人类与世界的自然存在之上。在启蒙精神之中,人类虽然得到了作为镜像的自由与解放,但是却无法阻挡基于实践和生存的历史推动着人类走进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启蒙精神;自我;理性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67-05
如果黑格尔哲学可以被视作是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则在其之后,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进行的反思与批判成为新的哲学研究主题。尽管缺乏一致的声音与口号――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流派都在哲学史的复古与展望之维度上开始其自我理论之构造,但是毋庸置疑,“启蒙批判”是这个后启蒙时代大多数主流哲学的鲜明方向。作为文明之镜的启蒙的权威与神话一旦被击碎,人类必然将在不适与迷茫中学着将现实与历史、自我与他人、社会与自然直接通达。“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启蒙肇始于人类对无知与自然状态的反抗与疏离,它为人类走近现代文明与工业社会提供了作为“确定知识”的科技、哲学与道德,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在文明的进程中是如此的举足轻重,以至于一切以知识的形式为后世传承与发展的现代社会与文化已然成为了启蒙精神的镜像与注脚。
一、启蒙之镜中的自我
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肇始于笛卡尔的反思,就实质内容而言,启蒙精神不过是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话语平台与理论途径。笛卡尔的反思发端于对感性与表象世界的怀疑,终止于“我思故我在”这一自我确证的逻辑关系。在这其中,“思”成为了明晰确切的“我在”之条件,并且为“我在”赋予了实质的形式,即“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尔反思的命题为后世的哲学最终摆脱神学和自然走向人自身的确认提供了可能,它使“自我”成为启蒙时期哲学的首要主题,并使得所有启蒙精神所涵盖的价值与理想都附着于这种自我之上,直至斯宾诺莎,他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句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在反思的层面追问“自我持存”的途径、价值和意义,是启蒙时期各种历史实践与哲学理论产生的促发点。至康德时,对于启蒙的定义已经十分明晰:启蒙就是指使得“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能力运用自己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康德所意指的启蒙事实上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主体性划定了界限,这个界限是知识的界限,即一切超出理性与知性的“不成熟状态”都将无法获得文明与自由世界的认可。
在理性的光环下,启蒙由此获得了对主体性的独家审判权力,一切现实中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在这些价值驱动下开展的政治经济之历史实践,都始终向着启蒙为主体指明的方向而运动。寓居于时间和空间中的真实的、多维的“自我”,在启蒙之镜中,被反射成一种二维的、平面化的镜像,在这种被镜像化了的存在状态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融是被遮蔽的,“自我”在世界中鲜活的存在被抽离了具体的质料,而徒留被理性所把握的平面的定义和逻辑体系。
一方面“自我”的存在成为了定义的附庸,主体和客体之间仅存以理性为中介的对象性关系。“我”到底是什么?尼采对于笛卡尔的解答怀有强烈不满且愤怒的情绪,他曾说“‘思’若是条件,则‘我’是受制约的;因此,‘我’只是一个综合,此综合是由思本身制造的”。“自我”的存在成为了被知性定义的结果,“自我”与世界的联系也成为了思维运动制造的现有之物,而这种被制造出来的“自我”完全依赖于与知识的符合,而非生命真实完整的展现。作为定义和语词存在的“自我”因而获得了被抽象之后的形式,即作为镜像的存在,与其他存在者之间始终隔绝着定义内涵与外延之间的界限和鸿沟。“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化关系与二者本质的抽象化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启蒙以主客体的距离来确证主体的绝对存在,又通过这种被镜像化了的抽象关系来进一步推动主体实践不断投入自在的主客体对立的运动当中。
另一方面,“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被镜像化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原本作为人类所寓居的环境的自然成为了仅仅具有器具性的存在。长期以来,尽管唯物主义并不是启蒙时期的哲学主流,但是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在启蒙的护佑之下的爆炸式发展,却最直接地体现了启蒙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即将自然作为认识、改造和占有的对象。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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