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变迁中的矛盾辨析.docVIP

学术自由变迁中的矛盾辨析 摘 要：在学术自由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来自宗教、政府、企业甚至大学内部的妨碍，学术自由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主要表现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非总是一致的，而这种不一致可能会造成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大学对学者的刚性管理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风行，使得学术研究往往为功利所左右；大学内部的专业化发展造成学术共同体的分裂以及学科壁垒的出现，阻碍了学者在学术领域中自由交流和研究权利的实现；享有学术自由和承担学术责任之间由于“度”的缺失而产生失衡的状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站在学术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的基点上，实现积极的学术自由。 关键词：学术自由；大学；变迁；矛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22-05 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基础是中世纪大学奠定的，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成为一种理念并付诸实施，在大学发展中不断地被重申。同“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矛盾作用的产物”一样，[1]学术自由在变迁中也受到来自大学和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并在与这一系列制约和矛盾的不懈斗争中艰难前行。因此，从大学的历史变迁视角深入到大学体系内部去发现学术自由的制约矛盾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学术自由从应然走向实然、并不断走向自觉的认识。 一、学术人员个体性自由与学术组织集体性自由之间的矛盾 基于高深知识的学术活动要求个体拥有极高的自由和独立性，学者个体的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必然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化的大学组织中，学术自由不仅是指个体性的自由，也包括集体性的自由，即大学组织层面的自由，也就是所谓的“大学自治”（“学术自主”）。如学者所说[2]：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双翼”：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则“学术自主”便是大学的灵魂了。然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并非总是一致的。在西方大学里，有自主性的大学可以剥夺某些教师的学术自由（如19世纪初叶的牛津）。反之，没有自主性的大学也能保障其学术自由（如德国洪堡时期普鲁士的大学）。 正如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本书第二章所论述的学术自治的各方面中，应该对学术自由加以专门论述，这不仅因为它不同于学术自治，而且还因为两个概念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相互冲突。”[3]43 历史上，象征组织集体自由的“大学自治”概念的提出早于学术自由。中世纪大学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最终从教皇或国王那里争取到特许状，享有了高度的自治权。然而，生活于其中的学者可能并无多少学术自由可言。有学者认为，真理是行使自由的先决条件，由于学者完全并且只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宗教信念是学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特点[3]44。进一步看，柯克的观点恰恰反映了维护宗教神学权威的中世纪大学，充当了禁锢人们理性活动和学术自由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行，理性主义兴起，“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说明宗教势力在社会中的势力逐渐衰落。学者因此被赋予了以前从没享受过的某种程度的自由。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日益强大，其政治权力逐渐深入大学内部，尤其是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创了国家建立或拥有大学的潮流。在民族国家公共行政体系下，政府的科层体制或官僚系统和行政的强制性往往会成为制约大学学术自由的障碍。企业力量的不断壮大再一次改变了学术自由演变的轨迹。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场要求以企业家的精神改革政府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政府应该 “只掌舵而不划桨”，并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的效率。作为一场改革政府的运动，“新公共管理”很快波及到其他公共组织，大学也不例外。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影响下，政府放松了对大学的钳制，大学自治的空间不断加大，然而学者的学术自由并没有随之得到相应的增加，反而因为市场环境和大学组织内部的压力受到更多隐性的限制。一方面，在市场环境中，社会各种力量对大学内部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涉及到教学和科研上面。“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市场运行机制势必与高等教育的多元社会参与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4]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需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利益。然而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数量众多，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更是庞大而杂乱。如果一味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大学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学术自由的重要体现。因此，外在的干涉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学者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大学，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对于大学而言，这本是一种良性的改变和发展趋势。令人沮丧的是，大学越来越像一个技术官僚机构，管理的主体逐渐从大学基层上升到大学的顶层，学院和大学层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和自治权。然而，院校的管理层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并不希望增加学者的自由，学术基层的学者们的自由受到压制。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