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应付应对.docVIP

应急应付应对 　　公共危机事关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具备不确定性突发、威胁面广、破坏性大等特征，需要政府紧急应对、及时沟通、有效处理。危机信息传播离不开新闻媒体，政府需要借助媒体传播进行危机处理。近年来，我国各种重大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如豆奶事件、水污染事件、三聚氰胺事件、“艾滋针”事件等，均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社会恐慌，加之某些地方政府危机处理的媒体传播策略出现失误，产生了不良的国内国际影响。为此，本文根据媒体报道中对这一问题的描述，选择了“应急”、“应付”、“应对”这三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对危机传播中地方政府的媒体策略提出几点看法。 　　尊重媒体：应急不是“应付”我国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新闻源来看，党报等主流媒体作为党政的喉舌，从政府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应该说是相对畅通的。不过，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着责任不对称的情况，即政府机构人员不披露某类信息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一旦披露就可能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人员倾向于沉默，从而导致政府信息出现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在20 世纪80 年代前，由于政府实行正面宣传原则，媒体对一些阴暗面、敏感的议题实行控制，对飞机失事、叛逃事件、重大灾害等负面消息及背景不予报道。此后，政府对媒体在报道负面消息方面有所放松， 但仍以引导或抑制为主。 　　如，有关东突恐怖组织的信息，政府直到2001 年才通过媒体报道予以公开。近年来，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和推广新闻发布工作，强调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即时性。2007 年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二审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去了原有的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信息的规定。这不仅体现出我们在信息公开机制的建设上有了新的进步， 有助于营造一种能保障各种信息都充分披露、博弈的信息平台和环境，同时也能有效地克服某些地方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报喜不报忧”的怪现象，从而便于公众更好地对其谎报瞒报情况开展监督。 　　然而，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认识不同，一些地方政府显得迟疑、滞后。信息化时代，我国地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仍显不足，致使危机降临后，在对待媒体问题上将“应急”理解为“应付”。由于存在种种不该有的顾虑，致使一些地方政府的危机信息发布总显得“慢半拍”，甚至压制媒体的正当报道，造成其与媒体关系的紧张。2003 年辽宁海城豆奶事件中，地方政府面对媒体时，没有表现出对生命应有的关心以及对媒体的尊重，导致媒体的愤怒和公众的质疑，结果陷入被动且自毁形象。当地政府在危机发生20 天后因媒体曝光才向上级报告情况、对外发布消息，信息传递严重滞后。在危机处理过程中，海城当地政府缺乏与媒体的积极合作，反而进行信息封锁， 为记者采访设置重重障碍，导致许多媒体采访了一半就愤然而去。在危机处理中，海城当地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通报情况，不与媒体充分合作，不接受记者的提问，媒体无法从主渠道政府那里得到确切信息，只能从社会公众那里获得一些只言片语的消息，因而无法提供有关危机的确切报道。海城当地政府这种信息封锁使媒体不能即时获取权威信息。由于海城当地政府自己堵塞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致使各种不实的信息获得了传播空间，使得公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当地政府也为自己危机传播的失误而陷入舆论批评中。 　　即使地方政府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可以“应付”、搪塞甚或封锁国内某些媒体的传播途径，对境外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却很难“应付”。由于种种局限，境外记者未必能够理解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能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到应该注意的问题上。尤其在重大危机上，他们最关注和最喜欢报道的是负面新闻，哪怕是小道消息。在危机新闻发布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直接、尖锐，而应对是否真实、合理、充分、得体，则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加之，由于东西方存在着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以及各种国家利益的冲突，一旦我国出现突发事件，某些西方媒体就会散布谣言、制造恐慌，或进行不负责任的失实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发表新闻，及时、详尽地为国内外媒体提供真实、可靠的权威信息，主动填补信息真空。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这才是止谣制谣的最有效方式。 　　政府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努力确保信息倾向的一致，并不等于刻意掩盖于己不利的 　　信息，或只公布于己有利的信息。危机一旦发生，不管政府方面愿意还是不愿意，信息都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因此，不管掌握的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占据的信息能否多于媒体所获知的，地方政府都应坦诚地向媒体公布，提供自己了解到的全部事实， 强调所确认的重要事实和观点，承认对其他一些事实可能还缺乏了解，从而以真诚的态度赢得媒体的支持与帮助。 　　在危机传播中，政府要尽可能全面地提供情况，不要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