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血案给我们的警示.docVIP

惨痛血案给我们的警示 丁金华一案，从媒体看，系因倒鸡粪引起。但从深层次来挖，根源远不止于此。 一是村民宅基地四至不清埋隐患。据媒体透露，“诸多迹象表明，有关他杀人伤人的原因，据与他同村的至少30名村民所述，并非坊间所传的‘只因—担鸡粪’，而是与邻里积怨多年的宅基地纠纷有关”。到底何故？案子正在审理，不好妄加评判。但笔者认为，媒体报道，绝非空穴来风。如今村民住宅大多承袭祖上旧屋，或在旧址上翻新修建，具有年代久远、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特点。农村住建受自然条件限制，—般不统—规划，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没有明确的四至界限，住户都有私自扩大房前屋后、左右空地的情况：随意栽一棵树，建一个猪圈，就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地块占为己有。邻里之间容易形成出路、水路比邻或交叉的情况：如果彼此相处和好，则你谦我让，相安无事；一旦关系不睦，就会产生摩擦，轻则出言不逊、相互谩骂，重则拳脚相向、酿出祸端。丁金华与邻居高家的宅基地纠纷内情虽不清楚，但却“积怨多年”，且一直没有解决，这一因素不应忽略。 二是村民法制观念淡薄遇事冲动。尽管普法工作年年搞，但农村普法工作效果一般，有些偏僻乡村甚至出现空白。很多村民文化水平较低，法制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更低。少数农民既不懂法，又不守法，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遇事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仅凭一时感情冲动，争强斗勇，鲁莽行事，甚至耍狠抖蛮，铤而走险，通过武力手段压制对方，根本不考虑违法犯罪将要承担的责任及后果。大朱村犯罪嫌疑人丁金华不就是这样的角色吗？当他发现其母亲与^发生口角时，当他发现产生纠纷的对象正是与自家有多年积怨的高某时，不是冷静客观地处置，而是一边若无其事地给高家儿子打电话催其回家，—边暗里霍霍磨刀，酝酿杀机。终于，半个小时前“还曾向被杀者递烟”的丁金华，半小时后忽然“在高家门口停车，掏出了尖刀”，酿成血案。 三是基层村干部对小纠纷麻木不仁。农村邻里发生纠纷，非一朝一夕形成，一般拖延时间较长。居所紧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吵嘴干仗是常事。矛盾纠纷就发生在眼皮底下，但村干部认为这不过小事一桩，不值得大惊小怪，因而视而不见、应付了事，坐视事态扩大。甚至有个别的歪嘴和尚念歪经，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意偏袒一方，致使矛盾越积越深、愈演愈烈，进而导致刑事案件发生。像丁金华一案，并非事出偶然，而是“与邻里积怨多年”。如果当初刚发生纠纷时，村干部能够当机立断，妥善处置，何至于矛盾升级？即使矛盾升级，如果村干部能够挺身而出，组织村民制止犯罪，何至于酿成连环血案？ 四是基层调解组织空虚软弱。基层调解组织在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转刑”发生多的村镇大都存在调解组织不够健全、调解力量薄弱等情况，有限的执法调解人员还大多身兼数职，对农村基层矛盾纠纷的调解分身乏术，无暇顾及。特别是个别村调解组织徒有虚名，遇事根本无人管。有的基层民调员虽然有处理纠纷的想法，但受种种不利因素制约，只能置之不管。这样，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体现，弱势群众吃亏受气只能隐忍心中。久而久之，怒气爆发，且一发而不可收。像出事的大朱村，从文中报道看，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民调组织”的字眼，是空有摆设，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还是压根就没这一组织？笔者不得而知。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的基层民调组织软弱乏力。不然，依靠基层民调组织，积极做好防范和调处工作，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断然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五是政法部门打击犯罪不力。某些基层政法机关由于人员少、装备差、事务多等原因，对辖区内出现的“民转刑”案件处理不严肃。有的政法部门互相推诿；有的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有的处理时互相不配合，不考虑后果、社会影响以及民愤的大小，硬性调解，甚至规定相当高的调解率。这样，导致“刑转民”这一新的不正常现象发生，使一些本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刑事案件，作为民事纠纷予以调解了之，使罪犯逃避法律追究和免受应有制裁，缺少震慑力，不能从舆论上形成严、狠之势，导致个别人抱有侥幸心理，有恃无恐地与法律抗衡。 如何将邻里纠纷扼制在刑事案发之前，发生刑事案件后如何化解矛盾纠纷？笔者以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强化基层组织职能作用。目前，大部分农村基层组织机构健全：村上有支委、村委、监委和一队两会（即巡逻队、民调委员会和治保委员会），乡镇有政府、派出所、法庭、司法所。但尚有个别死角机构不健全。对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比如：对宅基地四至界限不清的，村级组织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划清界限，明确水路、出路区域，各行其道；对四至界限分歧不大，因其他原因相处不睦的，耐心细致做好劝导工作，化解矛盾纠纷，促其和好；对强占硬要、恶意欺人的村霸、路霸，基层组织处理有困难的，要积极协调司法机关介入，对不法行为予以严厉制止，决不能让恶人横行、好人受气。 第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