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读书杂志美文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素材.docVIP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 读《田仲济杂文集》，首先感到的是惊喜：原来这位我所尊敬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还是一位出色的杂文作家，原来抗战中后期的大后方还有如此成熟的杂文！继而一想：可不是么，自从杂文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人的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标志之一，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以至现代学者，几乎都与“杂文”结下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杂文的文学时代”。那么，以后呢？——一想到“以后”，心情便沉重起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以后”杂文便走上了坎坷之路，尽管时时有“中兴”的呼唤，但至少到现在，我还看不出什么“辉煌”的前景，大概也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吧！ 这是为什么？ 一个现成的解释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始终缺少“杂文”发展所必须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是确然无疑的，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但，是不是还应该探讨一下更深的“内因”呢，比如说，极“左”思潮怎样“改造”了我们的灵魂，渗透到我们的精神、气质、人格、思维、情感方式……的深处，由于自身的扭曲，而形成一种无可摆脱(甚至有的人还不愿意摆脱)的内在束缚…… 这样的诘问自然是痛苦的，但我们又必须如此。如果连这一点觉悟与勇气都没有，我们还是趁早不要奢谈“杂文”吧，在我们有出息的前辈杂文家(如田仲济先生)面前，还是“免开尊口”吧。 田先生有一篇杂文，题目叫《踢》，讲他在公共汽车上的见闻：一位“路员”(今天应叫“售票员”)因为有人在挤车时无意碰了他，就向无关的乘客乱踢过去。田先生因此而愤愤不平地问道：“谁给他的这种权威”？！说实在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公共汽车，商店，医院，机关……，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路员”，利用他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小至售票权、售货权、挂号权，大至……)对本应是他的服务对象的普通人(也即在理论与口号上捧上了天的称作“上帝”的“人民”)横施暴虐，任加屈辱。但是，在这样的来自同胞的精神的暴政面前，又有几个人表示过那怕最起码的愤怒与抗争？更不用说像田先生那样写成杂文在报章上大声疾呼——我甚至怀疑，即使有人写了文章，我们的报刊也不会发表，因为生活中比这更大的屈辱人们都忍受了，这类区区“小事”已习以为常，如果有人居然怒形于色，人们反会投以诧异的眼光，将其视为“外星人”——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的眼光并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人”甚至失去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欲望与自觉，这是怎样的精神麻木！但再反躬自问，却又害怕起来：难道我又有权对“路员”的暴虐及“乘客”的麻木表示愤怒么？我自己不也在另外的场合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人施暴并对他人加于我的屈辱屈从、隐忍了么？我终于发现，极“左”思潮的核心观念——“有权就是一切”，已经渗入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处，以至当今之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由于社会分工而享有的“权力”，既为自己捞取物质的利益，又在施虐于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处处显出麻木、忍从的“奴相”，更阿Q式地在对他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报复”中获得精神的补偿与自慰：由此而形成恶性循环。想到这里，我竟至产生一种恐惧：这难道不正是新的“国民性”的痼疾么？但我们却不能像包括田仲济先生在内的前辈那样，以杂文作为武器，痛加针砭，因为我们自己也正身染沉疴而不自觉——不能从“奴隶主”与“奴才”双重精神桎梏中挣脱出来，绝不会有真正的“杂文”！ 田先生的另一篇杂文也引起了我的深思。题目叫《臭虫》，在照例对臭虫表示厌恶，描写人怎样将臭虫消灭的“胜利”以后，突然笔锋一转，“为臭虫的前途担心起来”，想到“自然是残酷的，一切不能独立生存而又无用的东西，将都归消灭”，最后竟发出如此感慨：“生命的消灭，无论如何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何况亿万的生命窒息以死，而没有人少为注意！若造物主能责备的话，我责备他滥生，更要责备他滥杀”。类似的“责备”仿佛在哪里见到过，仔细一查，果然在鲁迅的《呐喊》里找到了《兔和猫》，鲁迅也因“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为人对生命的消亡的麻木而感到“凄凉”，他痛心地写道：“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震，我(以及我的同辈)不正是这“别人”：我们早就听不到幼小的生物的生命的挣扎的呼号了，因为我们连人的生命的挣扎都“无所容心于其间”！几千年的相斫史使我们这个民族太不珍惜人的生命(更勿论生物的生命)，而生存的艰难又使我们每个人的感情世界太为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烦恼所纠缠左右，显得过分的敏感，而沉湎于鲁迅所说的个人“有限哀愁”里，与此同时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