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对蒙自人影响浅谈.docVIP

西南联大对蒙自人文影响浅谈 朱晓武 西南联大在滇8年（1937～1945年），其文法学院驻蒙半年（1938年4～8月）。这一史事对蒙自人文的影响，笔者以为并不逊于“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的影响。它给这片红土地和这片红土地上生息的人们留下来的决不仅仅是街头巷尾晒太阳的那几个耄耋暮垂的老人记忆深处的破残碎片，而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意识融合在当地人们的血液和意念之中，以基因的形式一代又一代承传着。 谈及对蒙自人文物事的影响，有两大历史事件最为深重。一是清·光绪十三（1887）年蒙自被辟为商埠。清·光绪十五（1889）年，清政府在蒙自设立云南第一个海关，法、德、美、意、日等国分别在蒙自设立领事馆，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希腊、日本等国商人在该地区开设洋行、银行、公司、酒店等，再到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二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1938年西南联大文法学院驻足蒙自。前者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它使闭关自守的世居民族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认识到工业革命对生产力水平的极大的促进与提升。后者是民主与科学思想，即“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对封建守旧文化的一次强烈的冲击。前者主要是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后者则是对人们灵魂、意识的洗礼和涤荡，是对民族心灵的一次深度震撼。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世纪初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到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国文化最开放、最活跃、大师辈出、成就最丰的年代，尤以文学艺术甚盛，真可谓“百花齐放”。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其时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言论之开放、举贤之不拘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梅贻琦（1931—1948年任清华校长，被誉为“清华之名片”，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被公认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先生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大学乃是“大师行传道授业解惑之教”的学府，无学识渊博学艺精湛师德高尚的大师不能成其为合格的大学，无大师而不求其大师之有、有大师而不能使之展其大师之能，不会办成真正的大学。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五育并举教育思想。正是这一系列史事，造就了一批世界顶极大学，造就了中华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杰出的、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改变了中华民族思维和思想秩序的学术大师、文化精英、社会贤哲。 精神不死，精神不老，岁月再古老，再湮没黄尘古道，也遮蔽不了精神的光芒。信仰的力量是无限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哪怕是躯体遭受着无论是多么巨大的摧残与蹂躏，只要不失去信仰，只要精神尚存，只要文化未泯，这个民族就决不会被外族所磨灭，任何外力都不可能使它灭亡，千锤百炼反而能够使它变得愈加坚强。二战后大和民族（日本）、日尔曼民族（德国）的迅速崛起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明么？正是经历着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初叶培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誉享全人类的顶极大学和大师。其时之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传统国学还是外来洋学，不能不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清华、北大、南开……，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朱光亚、郑哲敏、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胡适、梁实秋、鲁迅、周作人……这些名词听起来无不如雷贯耳。 笔者曾经思考并时常与友人聊侃过这样的问题：流亡中的西南联大，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教材，“感到教学条件十分缺乏，图书室书籍甚至报刊都少得可怜，没有起码的参考书，有时连教材都十分欠缺，教师上课只能凭以前授课的记忆或一些以前残缺的讲稿、笔记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讲授”（陈岱孙，《西南联大在蒙自》序）。教授们和学子们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家国蒙难，师生们滇沛流离，家人生死难卜。于此情形之下何以尚且能够培养出如数众多誉享海内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精英学者？而当今处于所谓和平盛世之泱泱中华大国，清华、北大之流自命不凡、自我标榜“国际一流”的大学（实际上只是规模很大而也），就其硬件设施（设备）配置而言，大可堪称“世界一流”，其教学之硬环境之优越自是无须言说了。国家倾巨额资金豢养着无计其数的所谓“专家”、“学者”、“教授”、“大师”，却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新中国成立长达半个多世纪，何以总与“诺奖”无缘？难怪钱学森临终前会质问共和国总理“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