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癣泰舒谈做人做事 癣泰舒 世界著名的肝胆外科学家，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提出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创立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开创的肝癌“二期手术”和肝癌术后复发再切除技术，使我国在肝脏外科领域的研究和治疗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卫生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按 近日，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主办2012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来自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00名研究生新生，聆听了癣泰舒、徐匡迪、姚期智三位院士所作的报告。三位院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勉励同学们更加自觉地加强科学道德修养，更加自觉地砥砺品格、磨炼肌体，努力做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严谨治学的厉行者，优良学术道德的传承者，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今天，本报刊发癣泰舒院士的报告节选。 　　我今年91岁了，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90”后。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作斗争。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在三个学校里转：首先是马来西亚的光华中学，在那里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并不断地为之努力。可以告诉同学们，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为实现这个目标和理想，我已经干了半个多世纪。由于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肝炎和肝癌问题，所以尽管91岁了，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一个小山村，因为营养不良，3岁了我还不会走路，5岁时我跟妈妈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从事割橡胶工作的父亲。从上学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割橡胶。割胶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中，那时候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国家强大。如果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小日本也不敢打到我们国家来了。初中快毕业时，我和全班的同学出去组织演出，将募捐来的钱，经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非常感动。我初中毕业后就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道回国了。 　　经过辛苦的旅途，我们到达云南昆明，那时候的形势根本不让去延安。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进入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医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们团的专家傲慢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我们听了这话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了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提出了肝脏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了第一台肝癌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了我们国家首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我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76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病历，当时会议上有两个国家的报告加起来只有18例。所以，181例对18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本世纪以来，我们的肝脏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到临床应用，并且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今年11月15日，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的女孩子，肚子鼓得像气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检查后，也知道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要她的命。首先，我们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经过两次全院会诊，做了充分的准备，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我们给瘤子称重，一共是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是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条命。 论文我没有参与的一概不署名 　　1958年，我们“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做基础的东西，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出血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大问题。 　　肝脏是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