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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舍“国语”用“普通话”等 广州就要大力推行普通话了，为什么叫“普通话”而不叫“国语”？仍有人疑惑。 早在1958年9月份的《中国语文》月刊里，有短评说广州出版的报刊还常常发现“国语”这个久已废弃的词，如电影告白还写“国语演出”之类。不久以前广播的相声节目里，还在用“国语”这个老名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它的语言。“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无论哪一民族也不能把它自己的语言看成全国人民所使用的“国语”。废弃了“国语”这个词，这是体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汉语的北京音流通较广，那就作为普通话吧。回想以前，国民党时代叫“国语”真是十足大汉族主义的派头。当然现在偶然误用的人，不能就说他还存着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而是用惯了，不免随手写，随口讲。不过已经废了的名称还是不应再用。 （1958年5月28日《羊城晚报》） 点评：“普通话”有“普通话”的亲和力，“国语”有“国语”的庄严感。“普通话”也好，“国语”也罢，一个称谓的变化，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老作家过上了新生活 解放以前，作家们不仅生活贫苦，在政治上也饱受国民党的迫害。进步作家被特务盯梢是常事。发表作品，还要经过国民党审查机关的审查。臧克家同志说，一个作品被国民党七删八改，印出来连自己都认不得。陈白尘同志也谈到国民党在1942年对重庆进步戏剧运动的压迫。他说，那时候，郭沫若、阳翰笙、曹禺、夏衍和他自己创作的剧本，都被国民党审查机关的红笔删过。往往广告登了，戏票卖了，晚上就要演出了，才缓缓地把砍了头或者斩了尾的剧本拿来，使你狼狈得连补救的机会都找不到。等到旧政协开会以后，国民党表面上撤销剧本演出的审查制度，实际上用更卑鄙、恶劣的手段来扼杀进步戏剧。在各地演出《升官图》的时候，他们借故逮捕剧团负责人，甚至雇了地痞流氓在卖票处大小便，打观众。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迫害的作家们欢欣鼓舞地从旧的生活跨入了新的时代。作家的劳动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天翼、艾芜、沙汀等几十位作家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家下乡下厂，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总是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许多作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精力蓬勃地从事着人民的创作事业。 （1957年10月5日《光明日报》） 点评：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作家由“自由人”变身“单位人”，自觉用“文艺战士”的身份来指导创作，而这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学的独立性与自觉性。 卡扎菲：全世界穆斯林的财阀 [本报讯]泰国《新太阳》杂志1979年7月13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卡扎菲：全世界穆斯林的财阀》，摘译如下：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政变，夺取了利比亚的政权。在夺取政权后，他使利比亚成了一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国家。他禁止出售有酒精的饮料，下令关闭的黎波里的所有脱衣舞场，把全国所有的外文招牌都换成阿拉伯文招牌，他甚至关闭了给妇女理发和烫发的商店，他的理由是教主不同意让男人在公共场所触及女人的头发。他还把墨索里尼在的黎波里建的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改做穆斯林清真寺。一位利比亚人说，“卡扎菲正在把利比亚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大清真寺”。 同时，卡扎菲也利用利比亚石油开采创造的财富影响全世界的穆斯林。卡扎菲成了全世界穆斯林分子的银行老板。他曾每年向埃及提供12500万美元的援助，向叙利亚提供4500万美元援助，向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此外，他还向许多非洲国家提供援助。那些国家拿了卡扎菲的钱以后，卡扎菲就压他们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为了让乌干达前总统阿明驱逐以色列技术人员和同以色列断交，卡扎菲给阿明提供了2600万美元的援助。 （1979年9月5日《参考消息》） 点评：从28岁夺权执政到69岁亡命乱枪之下，宗教狂人兼反美斗士卡扎菲一生折腾而不得善终的症结就在于，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穆斯林世界的救世主。 媒贩子非法干涉婚姻，被抓送人民法院惩办 湖南衡阳县伊山乡郝家湾人郝忠慎是个“媒贩子”。同村瞎子寡妇的女儿郝前凤，今年才15岁，他就用“做媒不打哄，两边不得拢”的惯技，替他老婆的堂叔尹立知做媒。他欺骗瞎子寡妇说：“男方千好万好，会捞鱼虾，又会作田，日后你会享用不了。” 这件事给郝前凤的姑母郝若春知道了，不赞成，说：“妇女代表在县里开会回来，要到区上登记，领了结婚证才算合法，不能强迫。”于是郝忠慎就威胁郝前凤说：“你们不答应，我们就不帮你说便宜话，粮要征160斤，一粒也不能免。” 11月4日清早，郝忠慎领着尹家的人到郝家湾来“迎亲”，恰好碰到区政府和工作组的同志赶到，问清情况，就把他送到人民法院去了。 （1951年10月23日《大众报》） 点评：好一个“媒贩子”，打着牵线月老的幌子，做着人口贩子的勾当。 日本军火商妄想在美帝侵越战争中发横财 美国强盗逐步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