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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话由来 土地，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从古至今，无论中外，人类都有着浓重的土地情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世界名著《飘》中，战乱中的郝思嘉重回故乡，独自站在荒田上抓起一把泥土发下暗誓的描写非常动人。而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国，对土地就更是情深意重。“社稷”二字，即与土地密切相关。 社，古代指土地之神，按方位命名：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五种颜色的土覆于坛面，称五色土，实际象征国土。古代又把祭土地的地方、日子和礼都叫社。稷，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祗，也即农业之神。“社”“稷”，反映了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成为国家、江山的代称。 《周礼?小宗伯》记：“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国家的国君，又称为社稷主。由于很早就认识到了土地与国家的至关重要关系，因此，历朝历代的重大变法，皆与土地归属权有关，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还是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土地制度变革皆为核心内容。 伴随着城镇化的步伐，进入21世纪的中国，又在经历着一场土地制度的深刻变革。 历史：土地改革一波三折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国人悠久的梦想。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即开启了土地私有制的历史。漫长的土地私有制历史中，朝代兴亡皆与土地制度有重大关系。几乎每个朝代之初，都要进行类似均田制的改革，由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悬殊现象频频发生时，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土地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的历史。1949年到1953年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总人口3.1亿、农业人口2.6亿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各类生产资料。对于广大贫下中农来说，因为缺乏土地而饥寒交迫的日子已成历史。 但土改之后，依然存在以下问题：土地规模狭小，农作技术落后，贫雇农农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农村已经开始出现新的贫富分化趋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土改之后的中国农村，便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即农民把自己分得的土地交回集体统一经营。这场运动以土改结束后山西自发产生的互助组始，历经土地、农具入股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土地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以1958年底普遍建立的人民公社终。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以及更为闻名的浩然的《艳阳天》等文学作品，反映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百年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与这一国情相适应的农业集体化，充分地聚合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其20年的发展中，以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为特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兴修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为后来粮食的增产提供了基础；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创办了大量的国企，迅速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农民的分配上做到了大体均等，并使人均寿命由建国前的不到40岁延长到1978年的65岁，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一个立国之初连钉子都不能自给的穷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养活的人口数量增长一倍，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不能说不与特殊的土地制度――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有着密切关系。 但在劳动管理和分配方面，由于是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在一些管理不完善的地方出现了“大锅饭”现象，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产生了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其起点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 1978年，我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户人口、劳动力数量，将土地分给农户自主经营，由此结束了人民公社的历史，成为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第三个阶段。该制度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集体的土地重新分田到户，农民只要“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分田到户的头6年是建国后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人均粮食产量以平均年增长25.7斤的速度上升，在1984年接近800斤，跨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由此奠定了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重要基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统分结合、家庭经营为特色，但绝大多数农村后来的实践逐渐走了样，统的功能严重弱化，致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软（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散（村民人心散）、乱（农村社会秩序乱）、差（农村环境差）的状况。在城市化、城镇化的虹吸效应中，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也在外就业，人地分离、谁来种地，成为21世纪的中国农村面临的一道新课题。 建国之初，分得了土地、当家作主人的农民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