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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 【摘 要】婆媳关系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涉及这一微妙关系的作品都不是很多。在这有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本文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原野》、《寒夜》三部作品的比较，揭示出这类题材作品在叙事模式上的演变：对矛盾冲突的探究逐渐走向多方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从扁平化模式向圆形转变的趋势。 【关键词】婆媳关系 叙事模式 演变 婆媳关系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尤其在家庭题材作品中，这一关系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虽然直接涉及这一题材的作品不是很多，甚至有一些家庭题材作品似乎还刻意地避开了这一关系的描写。由于时代的局限，《孔雀东南飞》在对婆媳关系的处理上，仍然过多地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忽视了社会文化和人性心理内涵的深层挖掘。进入现代文学阶段，对婆媳关系的开掘开始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开始注重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和真实体验，尤其是《原野》、《寒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婆媳关系的代表性作品。品读两部作品描写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它们与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动和现代作家们的努力探索，其主题的开掘与结构的安排都不断地进步着。 一 婆媳矛盾冲突的多方位探究 纵观几部成功描写婆媳关系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把重点放在了婆媳冲突的描写上。这些作品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通过冲突设置揭开了不同时代家庭的内幕，同时也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引起婆媳冲突的原因。《孔雀东南飞》与《原野》、《寒夜》在安排叙事结构时都把揭示婆媳矛盾冲突的原因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1.以“母代父权”模式揭示婆媳矛盾冲突产生的道德伦理因素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处于被命名、被定义的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男性处在家族血缘和政治体制交叉合一的顶端位置，是家庭的中心和主人。封建家庭中的女性则应该恪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规范。而按照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又有长幼、尊卑和孝悌的规定，父亲去世后，母亲（婆婆）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封建家庭父权的代权者，获得了主持家庭的权利。母亲（婆婆）一方面恪守着“夫死从子’的人生信条，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自已神圣的“代父权”。于是权利的行使对象不可能是有相对开阔的生活空间和不可逾越特权的儿子，只能落在与她朝夕相处的，生活在同一狭小空间的媳妇身上，于是，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父亲早逝，焦母“代父权”成为封建家庭的主持者，掌握着家庭事务的决断权。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嫁入焦家后，虽与丈夫焦仲卿情投意合，但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如此勤劳、美丽、善良的女子却仍为婆婆所不容。当面对焦仲卿的“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的疑惑时，焦母把“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作为驱遣媳妇的借口。《原野》中的焦母由于焦阎王的离世也自然而然成为一家之主。媳妇花金子性格倔强，行为大胆，有着一种野性和原始的欲望，与传统的贤淑女子迥然不同，使得焦母对她十分反感。按照封建伦理，妇女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本命》）。“去”就是“休”。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兰芝和花金子婚后都没有为婆家添子嗣，在家中也处处令婆婆不悦。按照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男女婚姻的根本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并不是为彼此感情的需要和自身的幸福，于是“无子去”的封建伦理规范便成为两位焦母心中的有力武器，进而激化矛盾冲突。 《寒夜》中，汪母早年丧夫，她虽一直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封建家长地位，但由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的家庭逐渐解体，家长的地位逐渐跌落。年轻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媳妇的家庭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她们不再恪守旧时做媳妇的传统礼节，而婆婆又不甘放弃旧时的权威，从而使婆媳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汪母由于深受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始终以旧式婆婆的眼光看待媳妇，始终以自己曾经做媳妇时的规范挑剔媳妇，看不惯媳妇爱打扮、应酬多的生活方式，认为没有一样符合做媳妇的“规矩”，媳妇不像媳妇，妻子不像妻子，对媳妇摆架子，发脾气，百般挑剔。但媳妇曾树生受过新式教育，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她没有义务接受婆婆的守旧思想和无理管束。面对婆婆“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这类侮辱性的语言，她毫不畏惧，反唇相讥“我这种人也不比你下贱”，“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年，不是光绪、宣统的年代了”，“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由此可见。《寒夜》不再像《孔雀东南飞》、《原野》那样单纯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