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立歌剧院关门大吉，但后门还未关上.docVIP

纽约市立歌剧院关门大吉，但后门还未关上 　　自从纽约市立歌剧院把大门关上——当时刚好是上个月《歌剧》杂志定稿送抵印刷厂后的一个小时——对于这起事件，很多人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对于关注文化的人们来说，这起事件又一次敲响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丧钟——该事件与明尼苏达乐团和卡内基音乐厅两起劳资纠纷同出一辙。对于追踪时政的人们来说，这是华盛顿国会中党派之间矛盾冲突扩大化的征兆。在美国首都，政客不再对“谈判”、“妥协”等词汇感兴趣，彼此间的矛盾已上升到灼热的地步。那些金融报纸上用重幅笔墨将纽约市立歌剧院董事局每一步走错的内里玄虚仔细地列举出来并做分析。以上没有哪一方全对，也没有哪一方全错。 　　对于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人——不，应该把范围缩小为生活在纽约以外的人——来说，都搞不清楚那些观望者为什么对于这个话题这么投入，这么感同身受。纽约市立歌剧院在70年前创办时的使命是要成为“人民的歌剧”，提供实惠的票价，与大都会歌剧院服务于上流社会走精英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多人都视市立歌剧院为一所公益机构，就像面向公众的广播电台、路上的街灯一样。 　　走在街上，没有人会留意到街灯，直至街灯熄灭为止。人们同样认为歌剧院应当服务于公众，直至它关门为止。当时那糟透的状况是这样的：10月3日，歌剧院向法院申请破产，列出的资产只有6700万美元！其中还有4300万美元要归于捐赠基金与3600万美元的负债（包括欠下市立歌剧院从前在林肯中心共用场地的伙伴市立芭蕾舞团的1640万美元：还有欠下始终为其服务的公关公司的4.4万美元）。 　　到了最后的紧急关头，歌剧院公布了剩下演出季的财政预算为700Z美元。可是，剩下来6700z美元的资产中，有一些不算为实际资产，因为这数额包括了预售门票收入，若往后的演出都被取消，票房也得安排退款。另一方面，大家必须减除筹款活动中公众担保的捐赠金额，因为歌剧院未来的演出完全落空，捐款担保的款项也同时作废。 　　一直以来都有关于市立歌剧院垮台的不少八卦推测。我最饶有兴趣的一种说法，是关于对千万富翁大卫·科克的猜想。几年前，科克捐赠了一大笔钱用来重新装修纽约市立剧院，剧院因而改名为科克剧院。如今的谣言是这么说的：科克拒绝歌剧院临危时的最后请求，因为歌剧院刚刚演罢的《安娜·妮可》里面有霍华德·马歇尔二世这一角色，这个人物在台上的形象极不讨好。当年，89岁的马歇尔娶了29岁的安娜，老夫少妻成为八卦新闻的话柄，歌剧将这些故事全都搬上舞台。然而马歇尔与科克曾经是商业上的伙伴，老翁当年曾拥有科克企业16%的股权。 　　我要声明，我绝不是科克的粉丝。科克的金融势力对美国政界的影响举足轻重，他是具有保守势力的茶党——共和党中一个极右派系——的金主之一。在上个月，茶党成员曾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十来天，目的是要阻止奥巴马总统提出实施全国医疗方案——但纽约市立歌剧院的衰落也不应归咎于科克。我们也不能埋怨歌剧院现任总经理乔治·斯蒂尔，他几年前上任时所接管的就是一个极难控制的局面。 　　真正的问题——导致其他问题同时扩大，直至无可救药的那关键的一步——是市立歌剧院的董事局曾两次通过动议，从捐赠基金之中拨出大量资金以弥补歌剧院常年运作的财政赤字。这有多么严重呢？在基本理念上讲，这个措施彻底违反了正规商业操作的程序。在金融界有不少关于这类傻瓜举动的笑话。就像歌剧情节中被笑话的人物往往都是有钱人与妓女。 　　需要举个例子？好。一对有钱的夫妇探访他们的女儿，发现她居住的公寓极其豪华而且衣服都是名牌。父母不禁问道：“你这么多钱怎么弄来的，可以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女儿犹豫了一会，然后回答说：“每当我看到喜欢的东西时，我就出卖自己的身体。”“谢天谢地，”母亲松了口气，“我们还以为你动用了家族留给你的备用基金。” 　　纽约市立歌剧院不是唯一一个犯此错误的机构——《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把歌剧院因董事局将捐赠基金用尽而倒闭的惨况与非营利的长岛大学医院作了比较——但是，歌剧院董事局主席苏珊·贝克尔当年是高盛投资公司的要员，她没有任何借口作出那么不负责任的决定。就算她2007年曾失败地谋划聘请了杰拉德·莫蒂埃做总经理——莫蒂埃没有上过班，但歌剧院要赔上40万美元，——都比不上那个削弱公司资产，不顾后果的鲁莽举动。 　　市立歌剧院不是一家医院。在今天的美国，医疗政策可能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尽管大家议论纷纷，但没有人会建议医院关门大吉，或者摒弃商业模式下的医疗政策。古典音乐正与书刊报纸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今天的数码化时代保有竞争力。长话短说，每一个公司或机构，都需要一个鲜明的特性。 　　多年来，纽约市立歌剧院的特性，使它一眼就区别于大都会歌剧院。几十年来，市立歌剧院的演员大多是初出茅庐的新秀、制作充满戏剧性，相比大都会那些陈年老戏，市立歌剧院的制作总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