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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程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进路探究 　　[摘要]随着非营利组织责任事件的频发，其信任危机治理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组织工程作为应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研究组织功能修复和改善的科学，其蕴含的方法论为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依循“损伤→修复”解释框架对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进行诊断后发现，“认同空间狭窄”、“自治地位不强”、“治理能力不足”和“社会责任缺失”是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主要原因。“改善外部场力”、“优化组织基因”和“植入活性力量”，是治理和修复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有效进路。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组织工程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9-010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并以其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独特优势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然而，近年来非营利组织的扩张性发展、市场化变革和官僚化倾向，引发了专业不足、责任缺失与服务低效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公众对该类组织的信任，使其陷入“志愿失灵”的困厄之境。同时，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不少非营利组织沦为商人避税的工具或是官僚的“次殖民地”[1]，被当成市场和政府的“衍生品”，这加剧了公众对其民间性、独立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的质疑。诚如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 ）所言，就目前的发展势头而言，非营利组织面对内部冲突和外部限制时仍然十分脆弱，其“志愿主义”和“完美无限”的神话应该重新解读 。[2] 　　与营利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流失是其致命问题，因为信任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而且伪装成善行的“邪恶”让公众感到的是更为伤心的侮辱。[3]在“非零起点”的信任构建中，破坏性信息往往比建设性信息具有更大的话语权重，因而非营利组织的自我修复容易受公众“邪恶印象”的映射而夭折。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和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场域里，非营利组织难以从外界摄取足够多的营养元素，这使信任损伤的规避和再生变得更加困难。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拓宽研究视野，以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 　　将组织视为一个生命体，以研究生物学的方式研究组织[4]，已成为管理学的经典范式。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非营利组织的器官同样会发生“病变”，亦需寻求功能恢复的治疗之道。为此，笔者引入“组织工程”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这一问题。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也被称为“再生医学”，是指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正常和病理哺乳类动物组织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研制生物代用品，以恢复、维持或改善其功能的一门交叉学科 。[5]简而言之，组织工程是研究受损功能修复或再造的科学。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还在于突破了仅靠自体组织修复损伤的窠臼，提出了复制“组织”和“器官”的新思想。这种理论关怀，为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状况的诊断和修复进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颖有效的跨学科工具。 　　二、组织工程：逻辑推衍与话语移植 　　（一）组织工程的方法意蕴 　　跨学科研究要求剥离研究对象的具体物质属性，撇开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而着眼于各种事物或过程的共同点[6]，亦即寻找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而言，组织工程理论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基于这种学术立场，我们对组织工程所涵盖的“感性事实”进行了“理性抽象”，推衍出以下三个带有普遍性和整生性的命题。 　　1.组织生长受到应力作用影响，具有开放性。当受到外部压力时，组织的各质点会产生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有大小的应力（Physical Stress），并聚合成组织生长的“场”，也即组织生长环境。这种场既可以改变组织的外部表征，可以改变组织的内部功能，是影响组织进化的重要因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应力作用对细胞或组织结构、功能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7]，它既是组织损伤产生的原因，又是组织功能恢复的关键。当负向应力作用超出组织承受范围时，组织功能就会发生损伤；而正向应力作用则会推进组织与所处的“场”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藉此使组织功能得到修复或强化。如果将健康组织所处的理想环境称为“原始场”，那么组织功能恢复便是寻找“原始应力”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在组织工程理论的视域中，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而生的“场”塑造着其结构和功能，互动的过程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特征。 　　2.组织演化受到组织基因控制，具有内生性。基因携带构成和维持生物体生命形式所必需的所有生物信息，影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