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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文学批评 第一章 先秦文学批评 发布时间:2008-05-20　　浏览次数: 第一章 先秦文学批评 【教学重点】杂文学观念、儒家文学观、道家文学观 尚书·尧典（节录） 《尚书》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记载了唐尧至周朝的公文，主要是帝王的诏命以及帝王对臣下的训诫。先秦时也称《书》，汉代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因列于儒家经典，故又称《书经》。自汉代开始，即有今古文之别。汉初由伏生所授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而相传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故宅壁中、由孔安国献上并以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今传《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乃东晋梅赜所献，其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另增二十五篇，自南朝梁即得到承认，并为唐朝官方所尊崇。然经宋以后学者考证，所增二十五篇经文及孔传系伪作，其中以清代阎若璩考辩最为详尽。《尧典》为《尚书》第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则把“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另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尚书》的文字，虽然经过后人的增饰，但是其中“诗言志”一说，当属远古留下的观念，并作为成语而被先秦诸子所引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等等。所以《尚书·尧典》中帝舜对夔说的这段话，可视为“诗言志”说的渊源。 所谓“志”，最初只是一个浑沦的概念，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整体概括，包含情感和意志。故《国语·鲁语下》又可以说“诗所以合意”。屈原《惜颂》：“发愤以抒情。”《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唐孔颖达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诗大序正义》）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诗言志”的最初内涵的。至于汉代儒生将“志”解释为一种合乎规范的道德内容，“诗言志”亦成为儒家诗教论的一个命题，致使“情”、“志”分离，而“言志”与“缘情”遂成为两个不同的观念。这是后来的演变，应当与原初的观念区别开来。又按近人闻一多的理解，“志”有“记录”的意思（《歌与诗》），于是“诗言志”也就有了叙事的意义，而《诗三百》中确实也有一些诗作是具有叙事性特点的。但是这并非是古代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主流。 由“诗言志”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了先秦时代的若干诗学主张。 其一，诗具有教育作用。虞舜命夔以诗乐“教胄子”，培养其敦厚的品德。这是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孔子即以诗乐作为其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诗具有社会作用。夔说诗乐使“神人以和”，即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这里尚未脱去上古巫文化的色彩。后来孔子说诗“可以群”，则是全从人事本身立论，但是两者之间仍可见其上下相承的脉络。此外，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此即所谓“赋诗言志”。这是赋予了诗的交往功能，正如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交往双方对于诗句的理解，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加以主观性的发挥，叫“断章取义”。当诗句脱离了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从相对确定的意义中游离出来时，诗本身的“志”也就可以被赋诗者的“志”自由阐释。这就有了“诗无达诂”的说法。 其三，据汉代一些文献所载，周王朝有“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确凿，至少可以说，“诗言志”这一观念，在当时或后来产生出了关于诗的一种认识，即它是民间政治意向的表达，是社会风情的反映，因此“采诗”既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方式，也是君主考察社会风尚的依据，并有助于政治教化。这是诗的政治作用，在这里，诗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在《尚书》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明初期的艺术现象，即诗乐舞的三位一体。这种现象首先具有一种起源论的意义。如果把“百兽率舞”理解为一种原始图腾舞蹈，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如现代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其次，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明，最初的诗学观念，常常是寓诸乐论而提出的。比如《荀子·乐论》以及《礼记·乐记》，在某种意义上可同时作诗论看。 “诗言志”之说确立了中国诗学注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