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分期新论—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_历史论文.doc

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至今已有70年了。这70年古史分期研究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50年数以百计的学者发表了800篇（部）以上论著，形成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和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八派观点。1978年长春会议和林甘泉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三论五说和前50年研究史进行了全面检阅和总结。后20年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古史分期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超出三论五说的范围。三论五说是前50年古史分期研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既然它们不可能统一，那么只有突破它们的束缚才能取得新的进展。所以近20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在探索这一问题。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分为反思和重构两个方面。 　　一、反思与重构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之一，可是50年过去了，经那么多学者众手栽培浇灌却始终只开花不结果。反思这50年走过的路，大家意识到问题不在对古史的解读上，而是出在这个问题本身：中国有没有欧洲式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倒底存在不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根据西欧历史提出来的五种社会形态顺序发展的理论（以下简称五形态论）并不是任何地区任何社会必经的普遍规律。有的学者考证了五形态论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源出于苏联理论界[1]或斯大林[2]；有的学者论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只有单个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而无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规律[3]。亚细亚形态重新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它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塞进了五形态论的框架之内，肯定亚细亚形态是一条独立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否定五形态论是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成了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4]。一元多线史观也被引进中国，用来取代五形态论的单线发展图式[5]。这一元其实就是根据马克思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6]发掘出来的三形态论，即原始生产力与采集狩猎经济、农业生产力与自然经济、工业生产力与商品经济这三大生产力与经济形态。三形态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用来取代生产关系的五形态论[7]。然而既然社会发展是多线的，那末中国完全可以摆脱五形态论束缚而按自己的社会发展特点来重新分期。张广志为此作了持久不懈的努力，他从理论和民族史两个方面力证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商周时代都存在奴隶制，但都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8]。他的观点得到沈长云[9] 和晁福林[10]等学者的支持。 　　在反思旧论的同时，学者们也在重构新说。 　　已经问世的22大本《中国通史》审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而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白寿彝先生在题记中说：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11]而在编的《中国大通史》则明确打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的旗号，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12]。晁福林在他的论著中论证了夏商两代是氏族封建社会，西周春秋是宗法封建社会，战国以后是地主封建社会[13]。田昌五近年来也在五形态论之外构筑了一套新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他把五帝和夏商周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为封建帝制时代[14]。苏秉琦根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量新发现的资料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这里的古国是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15]李学勤则将其称之为早期国家。[16]严文明将其见解阐发为：龙山时代──古国，夏商周──王国，从秦到清──帝国的国家形态三段说[17]，台湾学者许倬云的见解略同，只是提法不一样[18]。近年新出的几部篇幅较小的通史著作提法各有千秋[19]。我们把这些观点表列如下： 　　时代作者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至清白寿彝上古时代中古时代曹大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苏秉琦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古国王国帝国许倬云复杂社会初期国家正式国家帝国田昌五万邦族邦封建帝制晁福林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樊树志文明开端封建时代中华帝国李定一中华民族文化形成时期中华世界之创始与发展 　　二、几点共识 　　从上表可以看出，摆脱了五形态论的束缚以后古史分期问题已不再是三论五说八花齐放了，而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尽管分期的断限和命名各不相同，但仍可以看出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 　　１、传统的观点都把夏朝看作中国国家的起点和文明的开端，现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