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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2014年11月15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李芳 　　最近百年，西风东渐，物欲横流，心志外驰，传统与现代之争便未停歇。从晚清的体用之争，直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可谓是“百年浑是戏文场”。这其中不乏有学术理念歧异，亦不乏名利之争，更有政见之分歧。最近《财经》杂志围绕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交融等话题展开探讨，并于2014年10月27日，刊发了一组专题报道，分别从《儒家思想面临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新政治秩序与新文化秩序》等角度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财经》所刊发文稿中的很多观点值得大家思考，但个别见解有待商榷。如《中国传统文化：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一文中对读《三字经》与《弟子规》的非议，对使用“国学”一词的质疑等。文化之意义在于教化，而教化不可能收到百分之百的功效，文化需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全面复古。文化精神要从大处着眼，而不是断章取义，抠字眼，钻牛角。基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分别从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规律、历史背景、现实境况、未来的瞻望几个视角进行阐述,载之空言，抛砖引玉。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人类一切文化和宗教，透析本质，一是集中体现人类智慧，二是触及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如果脱离这两点，那么这种文化或者宗教则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例，从历史规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则能很清楚地看清。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纵观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其并非虚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阶段 　　——三皇五帝阶段 　　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创造出来，并基本成气候的。其往往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经过较长时期的“遗传”和“变异”，不断阴阳交错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全球炎黄子孙，还是异国人士，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中，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譬如《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而且，近年来“羲皇故里”——甘肃天水等地的考古新成果一再表明，具有近万年历史的伏羲文化等确系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三皇五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目前可考的中华民族文明初始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文武周公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伏羲画卦，人文蔚起，夏商文明逐步彰显于世，然中华传统文化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可谓文武周公阶段。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可考之第一个五百年，一般是从文武周公思想开花结果之时算起。像周公一生的功绩，就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自称不时地梦见周公，而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可以说，周文化是集中华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西汉初贾谊说: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个大发展阶段 　　——孔孟兴起及诸子百家争鸣竞放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五四五年间，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同一时期，道、墨、兵、名、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而后，汉统一天下，自周朝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大治——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为巩固皇权和凝聚民心，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建立了中朝，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受公孙弘的影响，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孔孟的学术思想，以及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式在中华历史上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是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感慨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