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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契合 法学0801班 熊晓笛 座机电话号码 自然法与国家法，是法学学科的两个基本概念，是从法学的角度，对法的渊源进行的最根本的分类。有人说法起源于习惯，那么他一定是从自然法的角度出发去论证的，也有人说法起源于刑，则同样可以推断出他的观点脱胎于国家法。可以说，任何法律体系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两种法的分类上来，但是我们却很难准确地说出某个法究竟属于这两种法的分类中的哪一种。因此，我称这种现象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契合。 为什么会存在自然法与国家法契合的现象呢？要解释论证这一问题，就需要先了解这两种法契合的起源。 所谓自然法，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自然法则，这种法则事实上并不能称之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只是世间万物基于某种契机，从事某种行为，并将这种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虽然没有任何强制性，但由于遵守主体之间互相享有着利益，使遵守习惯成为了一种必然。凯尔森曾经指出，根据自然法的理论，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有效性的概念，其唯一的有效性概念是道德有效性。自然法学家只能判断某个法律具有道德有效性，即正当，或者具有道德无效性，即错误，不能说某部法律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这个法律是错误的、非正义的，那么在他们所承认的唯一有效性意义上，这一法律也是无效的。 所谓国家法，就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并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这种法律指定的目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从法律效果上看，国家法的形成晚于自然法，因而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其存在的价值在于通过行为规范统治人民，并宣扬这种行为规范为正义，人民遵从这种正义，便能使社会得以稳定、秩序。 综合上述关于自然法与国家法的简要分析，我们发现，自然法与国家法中都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正义。不管这两种法律分类所遵从的正义如何，它们都将正义作为指导自己法律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两种法契合的起源，就是正义。 正义 什么是正义？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无法完全准确地对其进行定义，因为这个词包含的外延语义太过于复杂，包括“恰如其分”、“正确”、“纠正”、“权利”、“规则”等等，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更是千差万别。但是从客观上讲，任何种类的正义，似乎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将这些种类繁多的正义，抽象成为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以他人为导向性”。即只有存在复数多个个体，涉及实际问题且彼此间有互动行为的，才可能发生争议与非正义的问题。第二个要素是“义务”。即人们需要为他人付出财物或者行为，或者可以向他人主张权利（他人的义务）。第三项要素是“平等”，即行为主体间的利益要保持相对的均衡。柏拉图曾经对正义做了一个比喻：正义作为灵魂秩序，是成为社会正当秩序的模式和原因。我认为，这个比喻虽然较为完整的包含了上述的三个要素，却并不能说明正义是怎样存在于自然法与国家法之中的。从自然法的角度，或许可以对其进行一些调整性的展开，但从国际法的角度，便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灵魂秩序这一语词进行衡量了，因为无数的人有无数多种灵魂秩序，难道都可以成为社会正当秩序的模式和原因吗？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我认为较为合理的关于正义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正义进行的三种分类，即一般正义，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 一般正义的要求就是实践性，即人们爱好和促进其所在共同体的共同的善。作为一般正义，其关注相关的共同体的善，而不去关注任何个体或者团体的利益，其关注的共同体的善使得借鉴与人类兴旺的基本方面相关的适宜性或者正确标准成为必要，而不论人类兴旺与正在形成的人际比较是否相关。因此，亚里士多德把一般正义也叫做“法律正义”，其所追求的是一种宏观的正义，因此这种正义是国家法非常直接的反应。 实践性的要求并不总能依靠有利于所讨论的一个或者多个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之幸福的一半配置得到满足，除非人们之间有效合作，进行资源和事业协调，否则很少有人能够得以兴旺，更没有人能够可靠地发达兴旺，因此分配正义关注的内容就是如何将能够促进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幸福的合作条件的总和，即所谓共同体的善，公平公正地分配给每一个共同体成员。这种正义，就有些从国家法的正义向自然法的正义过度的趋势，其考察共同体的善，增加了个人幸福度这一指标，实际上就是自然法关于“私有”概念的一种演化。 对于交换正义，我认为是对分配正义的不足所作出的补充性概念。因为绝对的分配正义基于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而一旦实践中无法实现分配正义，就需要采取另一种方式使共同体中所有个体的利益得到相对的平衡。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税收。国家通过税收这种调控手段对公民的合法收入进行无偿性地征收，使得公民的收入差额值缩小，再将税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设，从而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因此，交换正义体现的更多的是自然法中关于正义的理念，即尽最大可能使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