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 关键词儒家.docVIP

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 关 键 词：儒家；道家；道教；科学；李约瑟难题论文提要：尽管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际不清，使其所确立的学术目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从而引发了学术界至今纠缠不清的“李约瑟难题”。要回答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与“技术”的不同内涵，进而对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道家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及道教的“经验主义”传统对科学事业的制约作用进行必要的反省和认识。 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文章指出那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同样的情形下，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是他们自己”。五四运动之后，冯友兰的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对这一似是而非的论断，提出有力反驳的，是英国李约瑟博士，经过他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而成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巨著问世以后，才使中国人对科学与工艺方面的成就，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逐渐大白于世”。然而情况并不像韦政通先生所说的那样简单，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固然有些“似是而非”，李约瑟先生的研究却未必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冯友兰竟然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显然“有损于中国人的自尊心”，（1）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同行学者的讨伐；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李约瑟却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学者的爱戴。但是，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感情，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两位学者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局限。 冯友兰先生的道理是，他勇敢地正视了中国文化中的薄弱环节；而他的局限，则是将这个问题简单化、绝对化了。李约瑟先生的道理是，他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而他的局限则是，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与冯友兰不同，笔者认为，首先，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而只能说中国古代的科学确实不够发达；其次，不能将中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而应该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细致的分析。与李约瑟不同，笔者认为，首先，不能把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从而把诸多工艺性的发明成果通通看成是科学的成就；其次，不能只强调中国文明中有利于工艺技术的一面，还应该看到中国文明中不利于理论科学的一面。显然，要真正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再一次从“什么是科学”这一基本的概念入手。 从词源学的角度上讲，“Science这个字在14世纪时成为英文字，其最接近的字源是法文sci-ence、拉丁文scientia———意指知识knowledge。Science这个字的早期用法相当广泛。它是一个意指知识(knowledge)的字汇，例如‘上帝是具有知识(sciens)的主宰’(1340)”。“在1725年时有一段文献记载：‘science这个字通常指的是有规则、方法的观察observation与命题(proposition)……有关任何深奥的学科。’这虽然与science这个字的现代定义仍有差距，但这个定义已包含观察、命题以及‘关于任何学科’的意涵。这个用法与scientific(十六世纪末时，最接近的字源为拉丁字scientificus)这个字的早期用法相符，意指‘理论上’( theoretical)或是一个论证(demonstrativeproof)。Scientific这个字早期与拉丁字liberal互为同字，用来区别‘学而习得的知识’与‘机械式(Mechanical)的技能’的不同”。（2） 在中国引进“科学”一词之前，常用所谓的“格物致知”来表述相近的意思，即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接触来获得有关这一对象的知识，亦可简化为“格致”，如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熊明遇的《格致草》、汤若望的《坤舆格致》等书就采用了这个词。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是康有为，他在《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所以，有人认为“科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并存的局面，五四运动时期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提倡才使“科学”一词完全取代了“格致”。 显然，与来自西方的“科学”不同，中国传统的“格致”带有更多的经验性和实用性特征，因而在国人的心目中打下了“科”、“技”不分的深刻印记。而李约瑟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所写下的皇皇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虽然可直译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但由于其实际内容不仅包含科学成就，而且包含工艺技术，所以通行本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那么“科学”与“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