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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德国与陌生的文学 9 月1日，中德作家论坛在中国社科院开启。这是中德两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一流作家对谈活动 莫言和布劳恩代表中德作家率先演讲后进入交流环节 　　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德国作家坐在一起，加上现场优秀的翻译，就具备了对话的条件，可真要对话就会发现这事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李永平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忙了快两年，才让这20多名作家最终在北京坐到一起。9月1日在中国社科院，8位中德作家谈了一天，第二天换到人民大学其他作家接着谈，人更多，地方也更大。中国社科院这一场，中国这边有莫言、刘震云、贾平凹、毕飞宇等，德国来的有沃尔克·布劳恩、乌尔苏拉·克雷歇尔、马塞尔·巴耶尔等。这是中德两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一流作家对谈，并且还将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继续下去。 　　对话的艰难体现在双方作家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发言的界限。莫言自嘲了一番，回忆了自己与德国的渊源，接着说，作家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作为人的作家有政治倾向，而作品则绝对应该中立、清醒、去政治化。北京大学的黄燎宇教授于是问，政治观已经在人的潜意识里，如何能握起笔来就变得中立？莫言哈哈一笑说，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紧接着莫言发言的沃尔克·布劳恩出生于1939年，是东德最好的作家之一，1988年获得了东德国家文学奖，在2000年又获得了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他在两德统一后的作品充满了悲观和忧伤，一直尝试探讨东德失败的原因，按理说他应该反驳莫言的话，可老作家太有礼貌一句没提，他的发言很短，却十分抽象：“文学……像现实一样，是如此的不羁，令人意外。它是作家胸中的战场；恰恰这些毫无保留的书籍可能是最为勇敢的。” 　　随后的瑞士人罗尔夫·拉佩特倒和莫言想法一样，他的发言题目是：“我是说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动荡的振动仪。”总体说，这次论坛的论题偏向宏大叙事，作家们在谈论责任、自由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大环境，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阅读的肤浅化。政治关系似乎是永久说不清的话题，倒不如谈谈眼下现实。总的说，大家在这方面是有共识的，不管在德国还是中国，作家们都意识到在大环境下故乡和传统的重要性，对应危机的办法依然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面对世界的“大”守住词语的“小”。尤迪特·库卡特说，无界限的交流是一个梦魇。贾平凹说，我们相信文学艺术依然还顽强，依然还神圣。 　　有时候也会出现无法交流的情况。马塞尔·巴耶尔的讲稿是所有作家里最抽象的。他不长的报告里出现了“资本流”、“信息流”和“亚历山大·克鲁格”，后者是德国作家和导演，在德国非常有名，但在中国看过他作品的人寥寥无几。克鲁格曾经拍过一个长约9个多小时的影片《资本论》，主旨是为了阐释马克思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克鲁格说，作家在一个处于工业化故事性的电影图像之彼岸的世界中栖居，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反对那些流水线产品般讨人喜欢的故事，那是文化工业要做的事。结果马塞尔·巴耶尔没有收到台下的任何提问。 　　三天后又见到了马塞尔·巴耶尔。在这三天里我读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卡尔腾堡》。他是第二次来中国，我问他经过这次交流对中国文学有什么新的认识？他很谨慎地说，暂时还得不出什么印象。但他觉得中国人很开放，城市很有活力，人们愿意在路上花费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而德国人都懒惰躲在小城不愿意出来。当天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朗读他的作品选段并回答提问，有不少参与者也都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前来，他很兴奋，会后连喝了好几杯咖啡。 马塞尔·巴耶尔：评论家们都读得太快了 马塞尔·巴耶尔 　　东西德的统一对于很多德国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让他们重新来思考这个国家的历史。1965年出生的马塞尔·巴耶尔没有经历过“二战”，他的父亲在战争结束时也才1岁，但他的几部小说都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曾经住在西部的科隆，1996年搬到了东部的德累斯顿，按他的话说，他趁东西德的差异还没有消失，赶紧搬过去。他的最新作《卡尔腾堡》于2008年出版，2010年译成中文。 　　卡尔腾堡不是一个德国城市，而是一个鸟类学家的名字。他先后生活在波兹南、德累斯顿和维也纳，这本书的内容是叙述他从上世纪30年代到1989年之间的生活经历，看起来平淡，可是要看懂全书绝非易事，翻译这本书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教授说，这本书比卡夫卡的《审判》还难翻译。这时马塞尔·巴耶尔指着德文版小说的封面说，看，这里有一只寒鸦，而卡夫卡在捷克语里的意思就是“寒鸦”，这可不是偶然的。 　　但《卡尔腾堡》不是一本故弄玄虚的小说，相反它写得极其卓越，举重若轻，纳粹、柏林墙和“冷战”这些无比重要的事被轻描淡写，而在笔下真正着力的创伤事件，是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叙事者的父母在这场轰炸中丧生——这段里没有描写任何死难者，而只是细致叙述公园里的各种鸟儿如何在瞬间以多种惨状死去。小说用笔极简，叙事又不按线性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