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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建议征集在社会管理中的法治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管理作了进一步的强调，指出社会管理必须在广大公众有序参与下进一步完善，这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管理走向的定位。毫无疑问，人民建议征集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和方式之一。在笔者看来，人民建议在社会管理中具有一定的法理价值，这些法理价值可以作出如下解读： 　　一、人民建议征集作为行政主体法律义务的拓展 　　社会管理是在诸多法律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介入下进行的，其中行政主体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主体，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主体。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具有较高的管理权威，它可以对社会关系进行设定，可以对社会事件进行处置等。但同时，它在社会管理中也承担着非常广泛的法律义务，例如执行立法机关意志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提高公众政治认知水准的义务等。可以说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典则对行政主体的相关法律义务已经作了规定，然而，在这些规定中人民建议征集并没有被明确化，因而也并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定义务。自从人民建议征集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现以后，就使它与社会管理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理性化的社会管理是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下进行的。在人民的参与过程中，便赋予了行政主体新的义务。这个义务的内容就是能够将人民对社会管理、对政府行为乃至于对行政法治等方面的认知和见解予以收集，而这个收集已经不是可以选择或不可以选择的任意性行为，而是行政主体必须承担的一个法律上的义务。长期以来，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究竟应当承担哪些义务、究竟应当使这些义务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哪些新的内涵，是学界和实务部门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人民建议征集概念的提出必然使行政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义务有了新的拓展。应当指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当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但人民建议征集则具有新的内涵，它使行政主体从人民群众中征集意见和建议积极化和主动化了，而这样的积极化和主动化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建议征集对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而这样的法治意义是与行政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法律义务是割舍不开的。 　　二、人民建议征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前提 　　现代社会被视为信息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的命题可以说在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社会的信息化的理解和认知大多是比较片面和微观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我们在谈论社会的信息化时，我们没有将政府的信息化同时框定在内。至少在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件》颁行之前是这样的情形，即是说，我们将社会的信息化与政府的信息化长期以来作为两个事物来看待，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那么在我国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之后，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的信息化和政府的信息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是两张皮。进一步讲，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同时要求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能时，也必须实行信息公开，我们知道，我国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有了质的飞跃。2003年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了政府在处置这样的事件时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在后来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则进一步拓展了信息公开的内容，该条例将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请求公开两大范畴。所谓主动公开就是政府在一些领域和一些管理范畴中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应的信息。当然，该条例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将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作了列举规定。所谓请求公开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申请下公开有关信息的行为。这两个范畴的政府信息公开基本上使政府行政系统在行政管理中的信息公开有了较大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信息收集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没有好的政府信息收集行为就没好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没有一定质量的政府信息的收集也就难以有一定质量的政府信息公开。在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范畴的情况下是如此，在请求公开范畴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如此。遗憾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行政系统收集政府信息的相关规定较为单薄，这个单薄性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向纵深方向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阻滞，这些阻滞必然会大大降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质和量。若从这处角度观察，党和政府文件中提到的人民建议征集便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政府信息公开的路径。若从信息公开的角度讲，人民建议征集无疑是政府行政系统乃至于其他政府机构对有关信息的加工、制作和处理，这些的处理行为毫无疑问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前提。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社会化和信息的政府主导便成了一个统一的事物。它们共同存在于社会管理这个大系统之中。人民建议征集作为一个政府行为自然而然的也就具有了法治方面的意义。因为它最终都必须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联系在一起。并进而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 　　三、人民建议征集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切入点 　　社会管理的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