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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 　　【摘要】虐待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它带给被害人身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本文在阐述虐待罪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便在日后规制虐待行为时能发挥刑法应有的威慑力，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危害性；规制；立法缺陷；建议 　　一、虐待罪的刑法规定 　　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予治疗、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行为。犯本罪，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被害人告诉的才处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不适用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即为公诉案件①。 　　二、立法规定存在的缺陷 　　（一）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 　　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要求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且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抚养关系。首先，这种规定过于简单，没有将事实上的家庭成员考虑在内，所谓事实上的家庭成员，是指没有抚养关系，但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生活体的人，如保姆和雇主，徒弟与师傅②；其次，这种规定将虐待行为仅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对社会大环境中发生的虐待事件就不能适用，如“古驰虐工事件”和“幼师虐童事件”，就不能依照此项法律对施害者进行定罪和惩处。因此，只是单纯地保护了被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地位，保护的法益较小。 　　（二）立案标准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构成虐待罪，还要求情节恶劣。正确认识情节恶劣，必须根据虐待持续的时间长短、虐待次数的多少，虐待的动机和目的，虐待的手段和后果，以及被害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衡量。我国现行刑法对此既没有统一规定，也没有专门机构去鉴别，认定情节恶劣只是从司法实践中逐步总结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纯粹精神虐待事件时，“情节恶劣”的含义更加模糊，这无形中不仅加大了认定情节恶劣的难度，也提高了入罪的门槛。显然，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放纵了加害人的虐待行为。 　　（三）诉讼程序不合理 　　虐待家庭成员的，告诉的才处理，即自诉；致人重伤或死亡的，适用公诉。这项规定不利于给予受害者及时的保护。首先，告诉才处理，要求被害人承担告诉的义务，让其自诉受虐经历，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带给被害人第二次的精神伤害；其次，由于虐待者和被虐待者之间存在着扶养关系，以及虐待者在亲属或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使有的被害人敢怒而不敢言，知情人也常以“家务事”为由，不去向司法机关检举，以致许多构成虐待罪的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最后，只有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司法机关才干预，显然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态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国际上所倡导的人权保护。 　　（四）对虐待罪的量刑偏轻 　　依照刑法第260条的规定，虐待罪的法定刑较低，最高刑也只有七年，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法定刑明显低于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有罪刑不相适应的嫌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虐待行为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发生在社会大环境中，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立法者才没有制定过重的法定刑。但是随着近些年来虐待事件的频繁发生，我们不得不反思，不具有威慑力的刑罚根本不能强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也不能遏制家庭暴力、家庭虐待施暴者的嚣张气焰。 　　三、对虐待罪立法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在虐待罪中增加相关条款 　　现行刑法规定的“虐待罪”所保护的法益范围过于狭小，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虐待事件，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约束。因此，立法部门可根据高发的虐待事件，在“虐待罪”中增加相关条款，使得效力及于无家庭关系的儿童、劳工、残障人士等社会成员。 　　（二）扩大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范围 　　对虐待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进行扩充解释，不仅包括刑法上规定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且具有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还包括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如雇主和保姆，徒弟和师傅，保姆与共同生活的雇主及其他家庭成员，徒弟与其共同生活的师傅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碰到雇主虐待保姆，此时，将双方评价为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作为虐待罪论处，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严格确定立案标准，增大司法可行性 　　情节恶劣是虐待行为是否构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刑法对其没有统一的规定。在此对定罪界限进行探讨，以确定大致的标准。笔者认为，情节恶劣包括以下几种情况：虐待致人伤残、死亡的，虐待手段凶狠、残忍的，虐待动机卑鄙恶劣的，对年老、年幼、患重病、残废等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进行虐待的，长期虐待他人或虐待多人，屡教不改的③。只要符合上述一种或数种情况均可定罪。在对被害人身体上造成的伤害进行鉴定时，可参照故意伤害罪的伤度标准进行评价，在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的伤害进行鉴定时，司法部门可设立专门的机构，聘用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