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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社会语境之考察 　　【摘 要】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理念、价值已历经一个多世纪，中华法律传统虽已“中断”，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当下每一个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发条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机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①法治的建设说到底是观念的重塑，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观念革新，唯有厘清传统，才能面向未来。 　　【关键词】国家产生；法的产生；礼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73-01 　　一、前沿 　　“国家的早熟”对中国法的产生、发展与形态起着决定性影响。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存在的一个历史时期，那时的禁忌和习惯乃是孕育法律的胚胎或种子。②夏朝作为我国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与商周并起拥有发达的青铜文明，此三代的青铜文明国家的产生却暴露出一个与西方国家迥异的诞生方式：中国青铜时代国家的产生却并非社会生产质变的结果，据史学家考证，那时的生产工具仍是石头、木、角等，而青铜器主要被用来制造兵器和礼器。 　　古中国是一个氏族国家，其产生并非以氏族的瓦解为代价，它存续了氏族血缘关系并赖其而生，只是把族姓基于血缘关系的分层组织上升转化为国家政治的组织形态。氏族传统与国家组织同根同构，熔铸贯通。此时的国家并非如西方国家那样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胜王败寇的族姓间的征服与统治。 　　回归主题，在如此社会语境下产生的“法”图乃治国之一器，是统治者“内行刀具，外用甲兵”治国理念的诠解。百姓对“法”的观念只是停留在“刑”的范围内，毫无契约之精神。而“刑”与“法”作为外部表征，须依附于内核，“礼刑结合”无疑是其必由之路，法已失去其独立之存在。“引礼入法”在所难免，法变成了人格化的统治工具与附庸。 　　二、中华法系后续脉络发展 　　中国经历夏、商、西周三代的“青铜文明”后，氏族国家政权得到巩固与发展。一方面，青铜兵器的发达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使得对外通过战争而掠取更多的财富，持续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国家已然成为胜利氏族对失败氏族赤裸裸的统治剥削；另一方面，青铜礼器作为权力的象征，通过森严的等级制度延续着氏族血亲传统，并内化为尊卑有序的“礼”，逐渐从祭祀走向世俗生活，又从数千年礼制世俗生活而渗入民族血液，深刻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 　　“礼”作为一种世俗约制，乃一种有差别的社会秩序。它根植于国家的产生之怪胎，乃氏族血亲祭祀传统之蜕变，本旨乃“尊尊”“亲亲”即维护皇权、父权与夫权，外显为“三纲五常”。“礼”作为积极、正面的规范与消极、被动的“刑”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出礼则入刑。 　　中华法系之突出特点乃礼法结合。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朝的重法轻礼，以法治代替礼治并遭受挫折以后，汉朝开始独尊儒术，重新启用礼。③并据《春秋》“论心定罪”将儒家经典引入法形成礼法初步结合，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礼法结合之深化发展，至唐《唐律疏议》中华法系最终定型并走向巅峰。之后，宋、元、明、清各代紧靠“礼法结合”这根主线而进行个别修该与完善直到近代中华法系受众面对西方法系而土崩瓦解。 　　“法律”一词传自日本，乃日本用中国之原料加工所得，而其内核却根植于西方社会语境；在中国语境下与之相对应的乃“礼法”，其在中国自诞生之初便鲜有如西方法律那种超越世俗权力之功用，更谈不上“权利”之说，它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而已。 　　反观西方，古希腊雅典、古罗马国家的诞生建立在氏族血亲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伴随着家父权式微，社会经历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古希腊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之后，氏族血亲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国家，古罗马国家的诞生同样如此。国家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不可调和而妥协的产物，妥协之成果便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下来。之后，古罗马由共和国走向帝国，并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种子广播于帝国版图每一个角落。古罗马之后，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据史学家考证，欧洲的中世纪作为西方近代民主前的黑夜却孕育着光明。走过漫漫黑夜，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等洗礼，欧洲近代民主与法治才最终定型。 　　三、法治之启示 　　我们从未对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反省，譬如那些动辄就要打倒“孔家店”的民族狂热不会对民族真正的反省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其实，早在儒家之前，中国国家与法的形态已经成型。世界史的前进挟裹着中华法系不合时宜的步伐，纠缠之后是解体。阵痛之后，便是大范围的法律移植，但观念与制度、现实与要求的距离始终让那些看似完美且西方引以为豪的西方法的效益隐而不彰。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如身份观念、官权特权思想、腐败滋生、违法与犯罪不分、重调解等等无不用它的喧嚣宣示，它从没走远，并且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