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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与国会的战争决策权之争 刘学政 由于宪法确立的分权和制衡体制，在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所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总统与国会关于战争决策权力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决策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之一。研究总统与国会关于战争决策权力的斗争不但可以考察美国的战争决策机制和决策模式，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总统与国会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越战以来，对战争决策权之争的研究在美国学界成为热点，但美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从宪法或法律角度进行讨论或围绕《战权决议》进行个案研究，其着眼点往往在于总统和国会谁应拥有战争决策权力的法律或政治论争，摒弃个人立场对战争决策实践的综合历史研究并不多见。国内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多限于对战争权力之争特别是对《战权决议》的一般性介绍，鲜有比较全面或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从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论文对美国建国以来总统与国会关于战争决策权力的斗争进行了综合历史研究，全面考察了美国战争决策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分析并总结了总统战争决策权扩展的阶段、成因、和总统扩展权力的手法，以及总统和国会在战争决策中的互动模式及影响互动模式的国内外因素，同时，论文对战争决策权之争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也进行了试探性定位和分析。论文以历史分析和案例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府院政治互动过程”研究模式为主要分析工具，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分析研究：对战争决策权之争和战争决策实践的历史综合研究及对战争决策案例的具体分析考察。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论文阐述了战争决策权之争的法律框架和总统与国会对相关法律条文的不同解读。战争决策权之争的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的分权和制衡原则，宪法对大部分战争权力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但在决策权的归属上并不十分明确，从而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对宪法条文解读不一，在实践中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府院之争。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以及《里约热内卢条约》、《北大西洋公约》、《东南亚共同防御条约》等同盟条约的签署都涉及到战争决策权力问题并引发争论，国会亦先后通过《联合国参与法案》及《战权决议》，试图对战争决策权力加以明确，但结果仍然是总统与国会对相关法律条文各自解读，使战争决策权之争更为复杂。而负责解释宪法和联邦法律的法院则竭力置身事外，以各种理由回避对战争决策权的归属做出判决，遂致府院之争无休无止。 其次，论文分三个大的阶段全面分析考察了美国战争决策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从中揭示出总统战争决策权力的扩张趋势和战争决策模式的历史演变。第一个阶段从美国建国到美国公开参加二战，期间战争决策经历了由国会把持发展到总统开始采取主动行动的衍变过程；第二个阶段从朝鲜战争到国会通过《战权决议》，期间经历了越战以前总统决策权力的扩张、越战中后期国会重申决策权力并起草和通过《战权决议》以限制总统等过程；第三个阶段从《战权决议》生效到目前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历任总统均拒绝承认《战权决议》合法有效，并在实践中以各种方式和借口予以回避或拒不执行，战争决策在多数情况下由总统把持，国会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参与，《战权决议》实际上未能达到限制总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更多冲突和争论。 最后，文章对总统战争决策权力得以扩大的几个历史阶段、国际国内的促成因素以及总统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总统和国会在战争决策过程中的四种互动模式以及决定互动模式的国内外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同时对战争决策权之争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也进行了试探性定位和分析，指出总统和国会的战争决策权之争既是一个宪法和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和历史问题，这一斗争是由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短期内不可能结束。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多从宪法和法律角度入手，视野多囿于美国国内政治，陷于谁应拥有战争决策权的争论，作者对历史案例的解读也会因个人立场而有失客观，本文则从战争决策角度入手，着眼于美国战争决策实践和决策模式的发展变化，并把决策权之争放置到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且无立场影响之虞；其二，以往的历史研究因上述原因往往限于高度概括的描述，缺乏对战争决策实践的综合历史研究和具体详实的府院互动过程研究，个案研究也多数着眼于以个案支撑作者对《战权决议》的看法，本文则以“府院政治互动过程”研究模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用战争决策案例中府院互动过程的具体研究支持对战争决策权之争的综合历史分析，既避免了只有概括描述而无具体过程分析的弊端，也达到了进行综合历史分析的目的；其三，现有研究往往只论及双方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合作的一面，本文对总统和国会在战争决策中共识与合作、遵从与默认、斗争与妥协等多种互动模式的分析和总结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