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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内容:1.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内水的法律地位、公法学家学说的意义〖案情〗1864年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为驻华公使。当年4月，当李斯福乘坐军舰“羚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时，与三艘丹麦商船相遇。由于当时普鲁士正在欧洲同丹麦进行战争，于是普鲁士军舰拿捕了这三艘丹麦船。清朝政府根据惠顿《万国公法》第二卷第四章第六节提到的规则，即：“各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矶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向普鲁士提出抗议，认为其军舰在中国海域拿捕丹麦船，“显系夺中国之权”，因为渤海湾是中国的“闭海”。经过与普鲁士公使的严正交涉，清政府最终迫使普鲁士释放了两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折款抵偿。〖评析〗海洋曾被认为是和空气一样的“共有物”。随着商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一些国家开始对其控制下的海域声称享有主权。这种立场的法理依据是国家对海洋的权力及于其实力所到达之处，在理论上的突出表现是英国法学家塞尔顿的《锁海论》。“实力说”尤其以宾刻殊克的 “大炮射程说”最具影响力。所以到19世纪，3海里领海（约10华里）成为各国广泛采用的惯例。清政府正是根据上述规则，主张渤海湾是中国的“闭海”，抗议丹麦在其享有排它性主权的海域内实施非法的逮捕行为。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是有意义的。第一，它使清政府认识到了国际法的有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