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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西退中进”。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的意见稿，中、高考的英语考试分数各下调20分和50分，而语文总分都将提高30分；江苏，明年启动高考英语一年两考试点，相当于放宽了难度；山东，从2014年起，全省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 　　最早的信号始于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一号文件，主打“改革”，比如明确提出要研究高考英语一年多考的实施办法。 　　但如果将目光向前拉伸30年，可看到在中国英语教学史上，关键词“改革”一以贯之，包括加大高考分值比重、教学法演进、开设小学英语课……一步步将英语推到举国操习的重要位置，而若继续追溯至清末，英语教学更事关国体乃至存亡。从一开始，英语介入中国历史的身份就不单单是“工具”而已。 2006年9月14日，南京50中的体育场上，数千个学生跟随英语老师李阳一起呐喊。 英语带来了“社会”、“运动”，让清政府深感恐惧 　　支持英语改革者认为，应试教育使语言学习沦为死记硬背的活计，失去交流本意，许多中国人学了十几年英语，会考试，却不会说话。然而，中国现代史的开启，恰少不了那一群“不会说话”的英语学习者。 　　鸦片战争之前，广东沿海已出现民间英语学习班，多是传教士开设的“识字班”。他们为秘密传教翻译《圣经》，编写华英字典。但经过数次战争、和谈，外国人懒得在翻译问题上同中国人较劲了，于是像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就直接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时，清政府终于意识到，通晓英语与否，已事关国家存亡。 　　于是，从光绪皇帝到高官子女，纷纷开始学习外语。慈禧也在中南海办过一个英文学习班，她本人上了两堂课后知难而退。第一家官方英文系所，当数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首批学生只有十名，都是从八旗中挑选的约15岁的聪慧少年，并配以外教。很快，洋务派、地方官和开明士绅开设的新式学堂遍及全国。 　　不过，当时教学方略土鳖，以背书、默写和翻译为主，老师们的发音很成问题。浙江绍兴中西学堂这样介绍课程：“先读英文启蒙（英语曰泼那马），已读启蒙者，读英文课本（英语曰而里豆）。”“泼那马”和“而里豆”也许是浙东方言版的“Primer”（初级读本）和“Readers”（读物）。 　　任过北大校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曾就读该校，称老师“发音错得一塌糊涂，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导入歧途……最可笑的是他竟然把字母Z念成‘鸟才’。” 　　辉煌时期，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还曾把外语课（实则英语）的比重提至最高，但一年不到，即遭废止。原因之一是，清廷对外语带来的思想冲击深感恐惧。张百熙的继任者指出，少年喜欢引用外国名词，如牺牲、社会、组织和运动等字眼，虽为中文，但较之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 春秋战国式学英语：混乱，自由，高人频出 　　清政府的担忧持续不到十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制订新学制。外语又成为课时最多的中学科目，甚至高于国文。 　　不过，此时鸿蒙初辟，各地教学颇为混乱。于是此时的英语教学也如之前，有点春秋战国的气息，混乱，自由，高人频出。 　　对于大城市的精英学校，其英文授课水平远高于今日。天津南开中学的三、四年级学生已开始阅读小说原著。上海交大附中开设“公民学”，直接使用美国中小学课本，谈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当然这种“高帅富”学校是少数。大多数学校无力聘请外教。中国老师仍延续阅读和翻译为主的教学法。学生长于记忆，但听说能力普遍较差。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杨立民对壹读记者回忆，自己父亲曾任教于上虞春晖中学，与丰子恺、李叔同做过同事，但他虽教英语，却拙于口语。比如将“你去不去”说成“You go no go”。 学生用英语斗地主，一本正经地用教材里批斗“封资修”的革命英文吼，地主被斗得满头大汗，什么都听不懂。 　　清朝时的高等学堂已将英语设为必修科目。民国时期，大学招生亦设英语考试。季羡林回忆自己考北大时，汉译英的题目竟然是李后主的词，“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与此同时，早年出国留学的人，在回国后成为英语教学的中坚力量，不少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比如编写畅销教材《开明英语读本》的林语堂，担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梁实秋。 “投机倒把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怎么翻译 　　只是，自清末积累近百年的英语人才、教学法和书籍，在新中国成立后，却不值钱了。 　　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第一部《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在课时安排中，语文、数学最重，外语退出课程第一梯队，与历史并列，各占课时10%。不过，这里的“外语”主要指俄语。 　　全国182所高校，只有北大、复旦等八所学校设英语专业。而在师范院校中，仅华东师大保留英语系，用以培养全国的中学英语师资。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