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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乡建”行动派 　　10年的挂职和乡村建设经历，对何慧丽来说，既有痛苦、挫折，也有执著和收获。是什么让她坚持了10年？ 　　“年年重阳再重阳，趟趟李庄复李庄。乡村建设何处去？一路风雨化沧桑。”今年5月，曾经因“卖大米教授”闻名的何慧丽，结束了10年的挂职生涯。在这10年里，何慧丽凭借着副县长、县委常委的特殊身份，把兰考乡村建设试验开展得轰轰烈烈。 　　正如何慧丽所言，在激进的现代化变迁中出现了“乡衰”，导致从个体、群体到整个民族不同层面上的“乡愁”。因此，本刊创刊20年来，对与“三农”密切相关的基层官员、改革者，以及乡建人士，总是予以特别地关注。而何慧丽无疑是其中特别的一位。 　　“我毅然决然地奔赴农村，是出自于一名尚存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不忍之心。因为我不能在社会生态和心态严重失调的进程中，充当一名从众者，或是看客。”何慧丽告诉《决策》。 　　身材娇小的何慧丽，性格豁达开朗。10年的乡建行动，让她褪去不少书生气，多了沉稳和干练。对她来说，10年来，既有痛苦、挫折，也有执著和收获。是什么让她坚持了10年？ 　　艰难开拓 　　“我是一个读书工作之路一直很顺利的人，但刚过而立之年却深深地感到不自信。”北大博士毕业的何慧丽，很年轻就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但她却觉得自己从书本到书本、从高校到高校单薄的人生之路，有很大的缺陷。 　　2003年，急切地想要填补实践空白的何慧丽，刚好遇到一个机会，中国农业大学要派青年教师去河南开封挂职。于是，何慧丽就成了兰考县挂职副县长。 　　刚到兰考的何慧丽踌躇满志，可是现实却给她浇了一盆凉水。她发现自己几乎不能为兰考做些什么，而且多年学习和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在现实中不堪一击。这让她深受刺激，“以前我在书本上接受到的东西，一到了乡下，似乎都很脆弱。我为无知感到汗颜。” 　　“到了兰考，我很困惑，不知道能干啥，县里的领导把我当成个客人，开封市领导要我能招商引资最好。”但何慧丽想走一条与招商引资不同的路子，“搞乡村建设试验，意义不在于给兰考人民带来实惠，而是有可能对中国农民的走向提供经验和教训。” 　　刚开始，何慧丽是“两眼一抹黑”，她不知道哪里找要合作的农民。于是，何慧丽四处打听，想找与农民合作、为农民办事的热心人。她还在当地媒体上，大谈要推动农民合作的想法。没想到还真有人主动找她了，“当时很激动，根本就没想到要选择有条件的村庄，只要别人愿意，就试着干。” 　　然而，真正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当她去动员农民搞合作社时，很多人都笑她发疯了，一个县长去做这种事情。她想去动员农村妇女扭秧歌、打腰鼓，但她们都不积极，有的害羞，有的忙农活，也有的认为没啥意义。 　　尽管每一步都充满困难，但何慧丽并没有灰心。国庆节期间，何慧丽动员一批高校三农社团的大学生，到那几个村庄支教、帮助农民干农活，只做好事不计报酬，与农民同吃同住，耐心地宣传农民合作理念。 　　何慧丽的执著和大学生的行动，感动了当地农民，她们觉得不参加腰鼓队就对不起“何县长”。这样，何慧丽在兰考的农民合作试验，才迈出了第一步。 　　“在早期，我们的工作是辛苦地的开拓着，然而又是令人兴奋的。当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发动文艺组织和老年人协会，然后利用机会将他们聚在一起表演和交流。”在何慧丽看来，把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作为突破口，从乡土文化入手，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是她乡建试验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何慧丽不仅为农民文艺队在当地设法寻找演出机会，还带她们去北京，登上中国农业大学的舞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农民文艺队不仅在很多村子有声有色地建立起来，农民合作的观念和意识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 　　“愈挫愈勇” 　　有了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的基础，何慧丽开始试着发动农民成立经济合作组织。令她没想到的是，发展经济合作社困难更多。 　　2005年，兰考县南马庄合作社成立后，合作生产无公害大米。但大米生产出来了，销路却成了大问题。期间，甚至发生合作社大米卖到洛阳一家公司受骗的事。 　　“2005年底，我被调到开封市禹王台区任副区长，刚到禹王台区，我就被诈骗的事给缠身了。”为了解决南马庄大米销路难题，何慧丽亲自上阵，把大米拉到北京卖。但对于她这样不懂市场和营销的书生来说，如何销售大米却束手无策，“到北京半个月了还没卖出去，我自己想想，直想哭。” 　　为了卖大米，何慧丽四处推销、竭尽所能，甚至在中国农业大学、社区和书店摆起了摊。她还主动邀请媒体帮忙宣传，于是，“教授卖大米”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随着事情被越炒越热，大米的销路不成问题了。与此同时，何慧丽以及她的兰考乡建试验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卖大米现象，本质上是促进城乡之间的合作，‘以合作促诚信，以诚信促生态’。农民合作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