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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院破冰审判改革 　　“除了职业化，别无他途” 　　跟法院遴选出来刚刚上任不久的其他34名审判长一样，刘红感觉到疲惫，骤然增加的案件数量和随之而来的“负总责”，令她感到了压力。“但是，案件的质效确实高了，法官的地位提升了，抗干扰能力强了。”刘红颇感欣慰。 　　这种结果，是刘红所在的佛山中级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长负责制”改革带来的。 　　据悉，这项在外界看来带有法律浪漫主义色彩的改革起步于2009年，陈陟云升任佛山市中院院长的第二年。 　　“让法官更像法官”。陈陟云所有的想法，都指向这个目标。当上院长前，他已经在副院长的位子上观察、思考了四年：眼下，怎样才能让法官心无旁骛地专事审判、不受干扰？答案是：除了职业化，别无他途。 　　一个大胆的设想横空出世：去除审理过程中的行政审批机制，重新梳理现有人员，建立符合审判规律的职业保障体系，让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简而言之：不审案的，不能定案。 　　陈陟云详细介绍了他的具体构想：让那些有法官资格但是不想审案的人，自主选择到非审判的岗位上去，剩下的，挑出25名审判经验最丰富的法官，给他们最高的待遇、最多的尊荣感。他们是中院人人仰望的业务权威，只需想案子的事情，别的不用操心。其他法官和行政人员，都为这25人服务。原来有权审批案子的庭长、副庭长，只有入选25人名单，才能就案件发表意见——而且只能是自己办理的案件。 　　2010年11月，院内7名业务骨干组成改革方案起草小组，着手设计具体方案。他们把这25名真正意义上的法官，称为“审判长”。 　　这25名审判长怎么产生？如何能保证他们独立审判？更多的尊荣感怎样体现？改革方案起草小组成员之一、法官陈智扬很快发现，问题很多，其中两个最为棘手： 　　一则，审判长权力大、责任重，职业保障怎么跟上、从何而来？二则，之前全院有40多名审判长，一夜之间削去一大半，之前跟25名审判长平起平坐的法官，陡然成为给人打下手的“合议法官”，这些人的心理如何抚慰、怎么激励？ 　　最初的方案上写着，“审判长的法官等级在三级法官和四级高级法官内确定，每一名法官等级对应设置20级审判绩效奖励档次。”每一级对应什么待遇多少钱，方案中并不明确。 　　“这项改革不是想要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只是想让我们的工作更符合审判规律。”佛山中院的有关人员强调。 　　2011年初，在市委副书记带队下，市政法委、组织部、市人大、编办、人事局几套人马，来到中院调研。市委政研室主任还就方案修改提了很多建议。当时陈陟云觉得改革颇有眉目。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搁下来了。”陈陟云说。对此，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法院这么搞，检察院怎么办，公安怎么办，司法局又怎么办？ 　　“我知道背后有人骂我。”陈陟云直言。 　　“对错我负责，我不敢帮你” 　　尽管改革的方案被搁置，但四年下来，陈陟云还是“搞成”了几件事。他在法院内部建立了过问案件登记制度。每位法官手上都有一个小簿子，庭长、副院长、院长，但凡过问案件的，承办法官必须记上一笔。 　　刑庭法官陈湛说，登记确实挡掉了一些干预。陈陟云说，登记过问情况的本意是为了让法官能够独立思考、公正办案，但还是有法官存在顾虑：“比如我接到过问案件的条子，让秘书了解案情时，有的法官会揣摩，陈院长到底什么意思？有时也没登记，不敢登记。” 　　一边是审判独立寸土必争，一边是有所不争。上级法院要求调解撤诉率达到60%，陈陟云说，“能有30%就不错了！”在各个法院为追求95%的结案率争先恐后时，他又说，“法院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地方，不能玩数字游戏，更不能为了当排头兵而争排头兵。”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和内部基础的巩固，2012年，陈陟云决定将苦等四年的改革方案先从内部试行。2012年底，佛山中院的35名审判长正式诞生。人数比原定方案中的25名增加了10名，由中院内部选任，不像原方案设想的，由独立的选任委员会产生，财产公示也不作要求。 　　“过去找我、找主管副院长问案件的人很多，现在少了。找庭长的，他会说我现在管不了其他审判长，我只管我办的案件；找审判长的，审判长说对错我负责，我不敢帮你。”陈陟云说。 　　改革之后，每名审判长带两名合议法官，组成固定的合议庭。现在，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从收案、开庭、写判决到签发判决，审判长全部亲力亲为，并且最终负责。 　　责任一压下来，工作方式和态度就起了变化。接受采访的多位审判长坦承，过去说是大家负责，实际上没有人需要负责，因此有可能会懈怠。 　　现在，很清楚“每一件都是自己的案子”，自称是院里年龄最大的审判长陈湛表示，过去当庭长，听承办法官汇报后审批签发案件，现在当审判长，自己阅卷，亲自去提审，亲自去开庭，心里更有底了。 　　“像是强迫症一样，非常谨慎。”刘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