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毕生都是“出走者”.docVIP

张洁：毕生都是“出走者” 张洁 　　洁成为了一个老人。这让很多人难以适应—印象里，她一直像个女战士一样，在生机勃勃，在爱憎分明，在变化，在出走。 　　她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却因为特立独行，在国内鲜见报道。 　　前不久，她把近些年独自远行的见闻集合成书，取名《流浪的老狗》（2013）。她喜欢“流浪的老狗”这个意象，既酷又充满戏谑。尽管年迈，她还是自有俏皮，并熟练地使用网络语言：“汗死”、“你懂的”，不时感慨下，现在是个“小时代”了。 　　张洁情感鲜明、浓烈。她的写作是那种从生命状态里生长出来的。由她散文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6）广为人知，文章通过讲述她和患病母亲的分离，写出了一种情感所能达到的极致，并被冠之“啼血之作”。 　　她还试图在每一部新作中有所改变和探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十多岁的张洁开始写作。在当时那个爱需要唤醒的年代，她早期关于“爱”的作品给很多人带去了启蒙。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发表后，她的庆祝方式是“和母亲相视泪流”。 　　但她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4），被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富有洞见，是一部重要的“改革小说”。上世纪90年代，张洁推出另一长篇小说《无字》（1998），涉及女性、革命、历史多个主题，广泛而深厚，被李敬泽认为是一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和研究”的作品。2002年，她的新小说《知在》，则在形式上充满“悬疑感”。 　　即使年老，张洁也没有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她依然激烈、敢言，少有顾忌地表达她的喜与怒。她一直都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采访对象，几年前，她在德国接受《法兰克福邮报》采访，三个小时中，因为没有谈及文学，她反问：“这些问题可以向国家领导人发问，你为什么不和我谈谈文学？” 　　多年前，张洁在北京大学和学生有过一次关于《无字》的交流，但自始至终，对于学生关于作品的疑问，她并没有做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有学生问：为什么“回答都是离题万里”？张洁说，自己不擅长发言和回答，也不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完全沟通的，对话这种形式只是让大家彼此知道而已。直到当下，她也认为这不是一种失望，而是一种现实。 　　李敬泽说，很多作家在出走海外后，写作会充满乡愁，无论眼光，还是主体性，反而更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无字》之后的张洁，写作的题材更趋国际化，少见“中国性”，她有一种态度上的“决绝”。在他看来，张洁毕生会是一个漂泊者、出走者和流浪者，居无定所。这是她个人经验和审美的基本气质，也是她小说的根本气质。她从来不是一群人中的某一个，她肯定会“出走”，变成一个人。在很多时候，她“固执己见”甚至“偏见”，并在“片面之见”中，集聚伟大力量。 　　这样一种个性也许注定张洁成为一个出走者。当下，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除写作外，还开始学习画画。尽管她一直认为沟通的达成是困难的，我们还是访问了这位老人，试图了解她当下的生活状态以及对待情感、婚姻、死亡的态度，完成一次靠近。 博尔赫斯是精品， 　　马尔克斯是大排档 　　南都周刊：新作《流浪的老狗》很容易让人想到你上一本书《灵魂是用来流浪》，谈谈你所理解的流浪的意义？后者中的人物“墨非”所进行的追寻毫无实际功用，书中把他的生活方式认为是“世上最豪华的消费”，他身上是否寄放着你对人生意义的特别理解？ 　　张洁：说到“流浪”的意义，各人有各人的认同。我在书中写了一段话“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行者趋至巴黎，终于可以坐在拉丁区某个小咖啡馆外的椅子上喝杯咖啡，或终于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遭，风马牛不相及。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的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 　　至于墨非的追寻，我倒要问：什么是有意义的追寻？对自己的理念、价值观人生观等等终极意义的探寻，难道不是意义吗？有些意义，是不能用戥子称量的。 　　南都周刊：你在新书中提到一个苏联女人的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是政治，而非文学。该怎样定义你心目的文学？ 　　张洁：我认为文学的价值，与被阅读的多寡没有太大的关系，世界上很多好作品至今阅读量并不大，比如我很喜欢的博尔赫斯，而且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过，博尔赫斯是精品，马尔克斯是大排档。这很正常，任何领域的顶尖艺术品，都是小众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时，我把《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三个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都删除了，没有收进我的文集，因为我认为它们够不上文学这个水准，好在责编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