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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赔偿外交”及其经济影响 　　【摘要】日本将战后赔偿演变成对二战亚洲受害国的外交筹码，形成事实上的“赔偿外交”。“赔偿外交”的成功实施，帮助日本企业重返东南亚，有力促进了日本向重化工业方向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模式的选择和建立。 　　【关键词】日本 “赔偿外交” 东南亚 经济模式 　　日本自战败投降到1950年这段时期，一直处于美国占领军的管制之下，被动隔绝于世界体系之外，没有独立的外交主权。1950年9月，《对日和约》的签订使日本恢复了直接与受害国谈判赔偿事宜的主权，自此，日本以赔偿为手段和筹码进行斡旋，使东南亚国家重新向日本开放了市场，达到了特殊的外交目的，形成了事实上的“赔偿外交”。“赔偿外交”的成功实施对日本经济的振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它对东南亚经济模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战后赔偿态度的转变 　　日本的战后赔偿从1945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以1951年9月签订《对日和约》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为保存自己的经济基础，被动、消极地应付受害国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仅同意拆迁赔偿，即拆迁国内的一些工业设备（主要指军需工业）赔偿周边邻国；第二阶段，日本政府对待赔偿问题的态度开始变得积极主动。其态度前后变化主要是源于当时国际国内背景的变化。 　　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试图将日本建设成为可替代中国的亚洲盟友。因此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由原来的通过赔偿严惩日本、振兴周边各国来制约日本变为中止赔偿以扶植和复兴日本。在美国授意下，“日本愿意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本占领并曾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①藉此，日本恢复了外交主权，并且与受害国直接谈判战后赔偿问题。可以说，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为日本提供了把战争赔偿用作经济外交手段的机会。 　　日本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带来的军需生产使日本出口飞速增加，为谈判赔偿问题提供了经济保障。另外，在战后初期日本曾试图将重工业品输往欧美市场，但由于成本高、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原因，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同一时期，美国利用占领之便向日本国内倾销工业品，给日本带来严重的贸易逆差。鉴于此，东南亚国家作为日本曾经的商品市场再次被日本政府纳入考虑的范畴，但二战中日本野蛮的侵略行径烙印至深，所以，尽快解决赔偿问题，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成了日本政府的必然选择。 　　“赔偿外交”的实施 　　日本战后的“赔偿外交”有其特定的历史涵义，它是指日本以赔款问题为筹码对二战中亚洲受害各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对日和约》第十四条规定：“日本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按照此规定，二战中许多曾对日作战（如英、法、苏、加、荷、澳），但领土未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均被排出应得赔偿国家之外。该条款对赔偿的许多具体内容言之不详，只重点提及以劳务赔偿作为支付形式，大大挫伤了索赔国的索赔动力。因为劳务赔偿的方式在亚洲很多国家并不受欢迎，它只会加重索赔国的就业压力，使得劳动力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在谈判中，印度、柬埔寨、老挝、中国、苏联等国家先后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权，所以日本赔偿谈判所交涉的对象国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1954年8月，缅甸率先同日本开始赔偿谈判。日本与缅甸的谈判是其实施“赔偿外交”的第一步，它的成功与否关系着赔偿外交的效果实现，甚至关系到日本重返东南亚的进程。1954年11月，两国正式签署了《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缅甸获得了相当于2亿美元的日本劳务和产品的赔偿，且以10年为期；之后又获得5000万美元（亦以10年为期）的投资贷款。日缅赔偿协定的达成，为此后日本赔偿谈判提供了可参照的模版，赔偿范围基本划定。 　　1956年5月，菲律宾政府不堪美国政府的压力，与日本达成赔偿协议。20年内，菲律宾政府将陆续从日本得到5.5亿美元的赔偿，另外还有2.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劳务赔偿，但这与菲律宾在谈判初期声称的80亿美元相差甚远。 　　1957年10月，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签订赔偿协议。规定在12年内，日本将向印尼赔偿4亿美元，而非印尼政府所要求的172亿美元；并且日本将战后赔偿与印尼对日贸易债务挂勾，4亿美元中冲消1.77亿美元的债务，所以日本最终只需支付2.23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印尼提供了期限为20年的的经济合作贷款共4.12亿美元。 　　1959年5月，日本与南越吴庭艳政权签署协定，支付3900万美元的战争赔偿，限期5年，并在三年内向其贷款750亿美元。 　　由此看出，日本战后“赔偿外交”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日本最终的赔偿数额与索赔数额之间差距甚大，远远低于索赔国家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