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离港风波背后.docVIP

斯诺登离港风波背后 2013年6月15日，香港团体游行到美国驻港领事馆，声援斯诺登。 　　美国要求港府对“窃密侠客”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发出临时拘捕令后，斯诺登“及时”搭乘俄罗斯航班离开香港，而香港方面在斯诺登离开中国领空后才宣布消息，不少评论担心会影响中美关系，又或招致美国对香港报复。笔者则相对乐观：这样的结局，对香港、北京都算理想。斯诺登选择从夏威夷到香港爆料，本身即是对香港言论自由与法治透明度的一种期许，他的自愿离开也是在中美关系回暖背景下的一种折中安排。 被曝光的“合法”项目 　　曾在伊拉克战场服役的斯诺登五六年前就想爆料，当时他还在中情局瑞士站。6月上旬他在香港一家酒店向英国《卫报》捅出美国国安局“棱镜”（prism）项目时，身份已不是情报人员，而是作为博斯公司雇员担任美国国安局的技术承包人。斯诺登目前说出的最重要情报，都是关于在小布什任内得到批准、在奥巴马任内规模急速膨胀的“棱镜”监控计划。 　　“棱镜”计划自2007年实施以来从未公开，它的曝光，牵出了美国广泛的对外间谍活动。斯诺登从前的情报工作对象是中国，据他所云，美方刺探目标就涉及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移动等等。但对外间谍活动在各国可谓常态，美国民众对本国公民隐私被侵犯的担心，不可能同等推及他国，尤其是美国重点防范的伊朗、中国等国。 　　而且，根据1978年颁布的《外国情报监听法案》，美国国安部门在取得司法部辖下“外国情报监听法院”授权（该院法官全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累计批准了数千次情报机关的申请，仅拒11次）后，即可与电信公司合作，获取非美国人的电子信息。而搜集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则仅限于通话次数、时长、时间等，并不包括通话内容。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电话记录并不属于隐私，不适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以，如果不考虑“棱镜”被滥用的可能性，它在美国国内就是一个“合法”项目。 　　“合法”不等于合理，白宫须详细说明“棱镜”项目确曾阻止“数十起”恐怖袭击发生，而这要冒具体监控手段被恐怖分子获悉的风险。所以，有不少媒体嘲讽“棱镜”反恐有如大海捞针。 　　然而，斯诺登抓住监控网络信息难以区分内容和形式这一点，占据了一块道德高地。他根据一份情报商的宣传PPT，揭露“棱镜”中所谓服务器后门式的网络监控模式，并指认微软、苹果、Yahoo、Google、Facebook等9家互联网公司牵涉其中。据说，现在美国所有情报的来源，有1/7都是通过该渠道。事后，Facebook等少数公司承认“有限度”参与“棱镜”，有的则否认允许政府直接进入公司服务器，不过似乎越描越黑。近年不少用家早已不时警告，Google Chrome、Facebook等的隐私政策颇成问题，设计似是为了追踪用家，多于方便用家。 　　此外，斯诺登还披露了2009年伦敦G20峰会的窃听门文件，引起欧洲人侧目。所以，对于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如何对待在全球享有广泛民望但又触犯美国法律的斯诺登，需要仔细拿捏尺度。 特区政府摆脱“三难” 　　美国联邦检控官于6月14日提起针对斯诺登的3项指控，即“盗窃政府财产”、“偷窃机密国防资料”和“蓄意向未经授权之人透露机密资料”，后两宗罪属《反间谍法》项下。根据美港间引渡条约，政治犯不被引渡。为免增引渡难度，美方未对斯诺登控以叛国罪。这种降调处理，也带来了香港方面应对美国引渡要求的紧迫性。 　　香港本地有评论相信，明显非法使用计算机的斯诺登理应被引渡回国。而相反意见认为，由于《港美引渡协议》列明，在国家层面，涉及国防外交须由北京处理，在不涉国家层面，港美双方亦无须引渡政治犯或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者，故港府为慎重起见，不宜仓促答应美国要求。 　　我们先设想：假如斯诺登继续在香港，特区会如何处理？根据《港美引渡协议》，美国要求特区政府发出拘捕令，启动引渡程序，首先要经外交渠道传到行政长官，但行政长官并非必须配合美国：假如他判断“关乎该有关的人的移交令，并不能根据本条例的条文合法地作出或事实上不会作出”，就可以拒绝。 　　假如发出临时拘捕令，行政长官事后也可以根据同样理由，予以撤销；当事人即使被拘捕了，也会获释。2007～2008年，华府要求港府引渡一名伊朗人，指称他是军火商，最初港府也发出临时拘捕令，但在听证前夕，却取消拘捕令、将其释放离港。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斯诺登离开香港前，《环球时报》不时发表社论，“提醒”特区政府“不要与民意为敌”、“没责任配合美国灭火”。假如斯诺登在港被捕，虽然不代表引渡成功，但不少民族主义者还是会演绎为在配合美国，而且行政长官若没有在第一道关卡拒绝美国，客观上，还是有了表态。 　　假如不拘捕斯诺登，美国政府纵然不可能轻言“报复”，港府也难免要有一番解释—若明言案件涉及政治，美方会视为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