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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国徽诞生记 　　60多年前，新中国的国徽是怎样设计出来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上？其设计体现了什么样的思想？ 　　国徽为何未能与共和国同步诞生 　　开国大典之前，国徽图案的征稿工作与国旗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征稿同时进行。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布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中，明确提出了对国徽设计的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1949年8月5日，政协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应征国徽图案稿件112件，各种图900余幅。其中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个方案，有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著名教授及政协工作人员钟灵的方案。8月24日，第六小组开始讨论国徽应征图稿。大家认为“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者。” 　　9月初，毛泽东看到征集的国徽设计图案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但在国徽上应当表明。” 　　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了5个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这一方案称为第一基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齿轮、嘉禾结合和五角星。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仍不满意。毛泽东也感到这件事不能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大会主席团最后议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的国徽图案，也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本文将此称为第二基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天安门和五角星的基本定位。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词谱4个决议案。应征的国徽方案暂缺。 　　这样，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历史镜头中的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出现国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对新中国国徽具有重要的思想导向和图案定式作用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有国徽。图案是左边一支麦穗和右边一支稻穗（有时简化为左右各一支带芒的麦穗）组成圆环状，这两支嘉禾（稻麦穗）上部相会处有一个五角星，两支嘉禾环绕中是一个圆形地球仪图案，地球仪图案上是镰刀锤头图案。这个图案，对18年后设计新中国国徽具有重要的思想导向和图案定式作用。 　　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的国徽图案，经过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又提出修改方案，写出了《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从这个《说明书》可见，图案设计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确定的国徽样式。本文将此称为第三基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 　　1950年元旦刚过，国徽设计工作全面展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政协的邀请后，分别组成了由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美术家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了设计竞赛。 　　共和国的第一个春天里，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本文将此称为第四基本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以天安门为图案主要内容。 　　1950年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 　　6月15日，张仃拿出了新设计的国徽图案（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并写出说明书：“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设计工作，由梁思成担任设计组长。小组成员有：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经过几轮设计，反复修改，拿出了新的国徽图案，代表工农联盟的3个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