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味杂陈忆“串连”.docVIP

无味杂陈忆“串连” 　　那一年，我还不到14岁，却站在了天安门前。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狂热浪潮把我推到北京的。 　　1966年，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已停课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我父亲解放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份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所以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使我稍感欣慰的是“独劳”这个成份后来归于“红九类”，我虽然不能参加红卫兵带红袖章，但学校却给我发了一个“红新兵”的牌子。 　　参加了“红新兵”，我也可以去串连了。10月初，我到学校开串连证明。当时由于学生们串连的首选目标都是首都北京，首都快挤爆了，学校已停办了到北京串连的证明，我只好办了张去上海的证明。拿着证明去火车站领了免费火车票，由于串连的人太多，车站发给我的票是一个月以后的。 　　拿着火车票，我在家实在等不下去，就去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他们也想早点出去串连，一个同学说，他听说去串连的人多，火车站不是很严格，见有火车票就让进，不看车次日期。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下午就去火车站，希望能混过去。回到家，我把明天出去串连的事告诉了父母，父母都是没什么文化的老实工人就同意了。母亲给我收拾衣被。我们家那时非常困难，父母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80元，而我们全家八口人，平均生活费每月每人只有10元，可母亲为了支持我去串连，居然给了我15元钱，30斤全国粮票。 　　第二天下午，母亲背着为我准备的被子送我去火车站，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好心的乘客告诉母亲，串连的地方都准备有被子，不用带被子去。我听坚决不同意带被子去，母亲只有答应了。到了火车站，母亲千叮嘱万叮嘱后才背着被子回去。 　　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汇合后，朝进站口挤去，果然，我们顺利地进了站台。等我们挤上火车，里面已挤得满满的，连走道和行架上都坐满了人。好在我们那时还是孩子，脑子里充满了坐火车的新鲜感，对拥挤并不觉得难受。 　　火车终于开动了。由于一直处于兴奋中，我们站着靠着居然熬过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傍晚，才感到有些疲惫。火车到了郑州，车上前往上海串连的学生全下了车，我—屁股坐到了靠窗子的位子。我听车上人说，这列车是去北京的，我就和两个同学商量，干脆我们不去上海了，乘这列车去北京串连。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火车终于开出了郑州站，向着北京飞去。此时我更兴奋了，因为我们要到首都了。 　　火车终于在第二天晚上7点左右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们被人潮推着走到了站前广场。此时北京的夜空已是灯火通明，我和两个同学在站前找到“串连接待站”，可人家不接待几个人一组的，起码组团50人以上才接待。我们人生地不熟，到哪去联系50个人呀。束手无策中，我们看见一群群与我们一样无计可施的学生都朝附近体育场走去，我们也尾随而去。进了永定门体育场，才发现这里就像一个难民营，一拨拨下了火车无人接待的学生都云集于此。我们也找了个空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寒气渐渐袭上身，我有些坐不住，跟同学打了声招呼来到街上，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到达市中心我下了车，便在街上乱逛起来。走着走着，发现居然走到了北京市政府大楼，我怀着好奇心情走了进去，居然走到一个大礼堂，里面铺满了芦席，芦席上睡着许多学生，我一想，这肯定是接待串连学生的地方。因为有暖气，礼堂里很暖和，我已两天两夜没睡觉了，找了个空地，蜷缩在芦席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也不知什么时间，我想起我想起还要和两个同学汇合，就走到街上，天已蒙蒙亮，我一边走一边问，摸索着向永定门火车站走去。走到长安街时，才发现这里已经封锁了，街两边已黑压压坐满了串连的学生，一打听，得知今天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想留下来等着看毛主席，可又一想，住宿问题还没解决，介绍信在同学那里，还是去和同学汇合再说吧。等我回到永定门体育场，太阳已经老高了。我在人海茫茫中寻找同学，居然找到了。我们又来到“串连接待站”，依然是那条规矩：50人以上接待。无奈，我们只好漫无边际地在站前走来走去。天渐渐黑了，由于一列列火车把串连的学生不停地运送到这里，这里简直人山人海。就在这时，突然开来无数辆公共汽车，一个喇叭向我们喊道：“只要是串连的学生都可以上任何一辆车，会把你们送到接待站。这真让绝望中的我们感到意外和惊喜，我们抢着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化工部的，把我们一车人送到了化工部的串连接待站。排队登记后，给我们发了餐票、被子和平时出门用的公共汽车月票。果然我们一分钱也不用交，只需交粮票。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方是化工部礼堂，同样在地上铺满了芦席，我们择地而卧，几天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出去串连了，所谓串连就是看各地区红卫兵写的大字报，以便借鉴、沟通、交流文化革命的经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