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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伟：“港商92派”样本 　　王英伟的午餐是一份简餐，几片鸡肉，一小碗米饭，一杯乌龙茶。他吃得匆忙，之后还要从北京赶去承德，参加当地一个民间团体的活动。 　　他曾是不安分的青年、中年，如今是正在进入不安分的老年。 　　早在1975年，他就进入香港政府，一路官至香港工业署副署长。1992年却在事业得意之时，下海经商。 　　20多年来，他在香港商界亦风生水起。先后在多家香港上市的知名物业发展及建造集团担任决策管理职位，包括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恒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和瑞安建业有限公司及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如今他是具有75年历史的老牌建筑公司新昌营造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有着逾30余年工作经验的他，仍年轻而富有活力。 下海 　　1992年，距离香港回归还有5年。 　　王英伟决定“下海”。 　　当时，他已经是港府华人官员中高级成员之一，处于“事业的高峰”，当他递交辞呈时，他的老外上司很惊讶：“你为什么要走？” 　　“我们很器重你，即使到了1997年之后，我们也会帮你安排一个不错的位置。”上司坦率地说完后，将王英伟的辞呈锁进了保险柜，“给你一个星期考虑，否则我就撕掉它。” 　　当时的王英伟，履历很简单，从香港大学毕业，考进了港英政府，成为一名政务官员，这是港英政府重点培养的新一代接班人。他一路做了17年，到1992年时，他已是香港工业署副署长，“相当于大陆这边的国家经贸委主任这一级别”。 　　“该懂得我都懂了。如果60岁退休，那时我还有二十几年，我愿不愿意重复做我以前做过的事？”王英伟反问自己。 　　做工业署副署长时，王英伟因为交流所需，经常和其他官员到大陆来看。他发现：“势头太猛了，中国神州那么大，我当官员只能守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我不甘心，我要去闯。” 　　他其实不需要一周的时间，答案早已在心中。 　　身为高级官员时，他的生活无忧，享有各种待遇，比如有专职司机，“我去出访的时候是香港员工陪着我，到美国一下飞机就有人接，我要演讲的时候稿子都备好了，很舒服。”此外，他还住着港府分给他的300平方米住房，条件很好。 　　辞掉副署长职务后，政府在两个月内收了王英伟的房子。彼时香港房价已经很贵，他的钱只够一套地段较好的15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款，10%，他需要月供另外的90%，一夜之间，他成了房奴。 　　孩子还小，老婆有点愁，但知道他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没有反对。一家人从300平方米搬到150平方米，所有家具都扔掉了，因为摆不进去。当时王英伟对老婆说，“总有一天，你会住得比这里大。” 　　多年后，王英伟对《中国新闻周刊》承认：“男人嘛，当时讲这句话也没底的，但要敢于承诺。” 　　199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中国内地大批政府官员“下海”，是为92派。在王英伟看来，自己差不多就是香港的92派。“因为邓小平南巡，确定了改革路线，但从那一年南巡讲话起，大家就看到了一个势头，就义无反顾。”王英伟掷地有声。 下海就去上海 　　王英伟无疑是抓住了机会的人。 　　1992年3月10日，上海市市长黄菊向中外记者宣布，为了进一步支持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中央年初又给上海扩大5类项目的审批权，增加了5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权。 　　王英伟“下海”后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回忆往事时，他不禁打趣：“我这个顺口溜挺好的，下海就去上海。” 　　他加入了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地产生意为主的企业，他担任副行政总裁。上班一个月，他就被老板派到了上海，任务就是“找机会”。 　　他问老板：“为什么派我去？” 　　老板笑着说：“整间公司，就你懂普通话。” 　　“那到上海与谁接洽？”王英伟又问。 　　答复：“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找找吧。” 　　王英伟拎个皮箱就到了上海，当时还没有浦东机场，他从虹桥机场一出来，有点蒙：人生地不熟，要往哪里去呢？ 　　港商曾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对财富的想象。第一个月，这个年轻的港商到处跑，居然和6家公司签好了合作意向，他觉得好得意，这也太顺了，但结果没有一家坚持到最后履约。 10 月13 日，王英伟摄于北京。摄影/ 本刊记者 李强 　　“明明跟单位说好了，后来区里的领导说不想做这个项目，然后又轮到某某书记反对，各种阻力。”王英伟有点挠头，后来他才搞清楚，内地的体制有个“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光和单位负责人谈好了，是不算数的。明白了制度，他以后就打四次交道，逐一拜访。 　　17年的港府官员，给他两样东西，终身受用。 　　一个是“视野”。“我看事情看得很远，跟下棋一样，能看出三步以外。”当年香港政府送他到牛津大学游学了一年。假期时，港府要求他拿出一个旅游计划，去各国游历，然后回来写报告：看到什么。十年后，王英伟又被港府派去哈佛大学读硕士，要他两年要把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