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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单元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 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从形式主义开始，就力图避免涉及历史和社会，一是因为流动多变的社会历史无法探查出静态的技法（即文学自身的特征），二是历时性研究归纳不出共时的模型（科学的特征）。受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后结构主义试图把社会现实纳入理论实践的范畴，但是这个政治现实只是话语现实，正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指出的那样，从话语游戏中寻找颠覆的快感和消解的欣慰，对社会改良无济于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暂露头角。 历史主义（historicism）是历史学研究（historiography）的一个分支，广义上指的是史学家的一种研究艺术，探讨的对象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史学家如何“名正言顺地研究发生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类活动的历史”。 和其他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一样，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渊源很难确定。也许可以说，它的“新”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新历史”有关联，后者“有别于当时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因为它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政治和外交事件，并依赖于叙事作为讲述历史的基本手段”。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对历史档案（historical documents）的关注，二是把历史描述看作“叙事”，这两点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主要特征。尽管新历史主义的来路难明，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旧”历史主义的一个反拨。这里的“旧”历史主义主要指两个概念：一个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史学家提出的，“其假设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情况是独一无二、无法再现的，因此要理解它，不能使用一般的术语，而只能使用属于当时的特定术语”（Ritter 1986: 183）。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以客观性为唯一准则。这种观点遭到后来的史学家的质疑，如伽达默尔的主要论点就是：“后来”的史学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逃避由时空差异造成的历史主体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上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可以被视为用一种“一般的”（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重复某段历史的过去。 旧历史主义的另一个概念来自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自然进化论（evolutionary naturalism），即把一个国家的文学史作为那个国家不断演化的“精神”的自然表达（Selden 1989: 104）。根据这种历史观，在文学研究中意味着：（1）历史在本体论上与文学不同，只能作为文学的背景；（2）社会现实被作为文学作品中表达的“集体思维”；（3）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人性，并（4）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方面；（5）这个普遍的人性超越了“世界图景”以及文学创作的特定历史时刻（Makaryk 1997: 127）。采用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研究中世纪文学的蒂尔亚德，他认为（1）“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意义体系，容不得非正统的或者不同的声音出现”，同时坚持（2）“异类作家像克里斯托弗·马洛从来就没有严肃地动摇过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1943年蒂尔亚德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历史叙述”《伊丽莎白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艺术做了全面的分析，此书后来遭致新历史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成了他们“持续的攻击目标”，并成为新历史主义建立自己方法论的反面教材。格林布拉特在提出“新历史主义”的同时就指出了它和旧历史主义的区别： 旧日的历史主义倾向于一言堂，即它致力于发现一个唯一的政治图景，就是那个据说被整个知识界或甚至全社会所认可的图景……这个图景虽然有时被分析为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的聚合，但是通常被认为其内部连贯一致，具备某一历史事实的地位。人们不会认为这个图景是史学家阐释的结果，更不会把它作为和其他社会集团有利益冲突的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所致。因此，这个图景避开了阐释和冲突，超越了偶然性，可以作为稳定的指涉让文学解释安全地加以引用。（Greenblatt 1982:2253-4） 而“新历史主义”动摇了批评和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包括它本身在内的一切“方法依据”（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提出了质疑，从表面的一致中揭示出隐含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至少和现当代批评理论的两个分支密切相关，一个是后结构主义大思潮，另一个是福科的学术思想。新历史主义和以下的后结构主义观点有明显的脉承关系：（1）历史总是“叙述”（narrated）出来的，因此对“过去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经不可能；（2）没有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谐连贯的、大写的“历史”或者“文化”，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断断续续充满矛盾”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是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