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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立文东游记 2010年11月24日，苏立文在杭州 图/王若冰 　　因为斯诺，西方认识了中国革命；因为苏立文，西方认识了中国美术。 　　9月28日，英国艺术史家、中国艺术的挚友迈克尔·苏立文先生在牛津大学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7岁。 　　苏立文是20世纪第一个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被称为“20世纪美术领域的马可·波罗”。他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研究成果被西方多所大学作为美术类教材广泛使用。 　　2012年9月，中国美术馆曾举办“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馆长范迪安评价：“对于研治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中国同行和世界同行而言，苏立文先生是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标杆，也是一位受到普遍赞誉的学术长者；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苏立文先生更是一位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系，构成了20世纪美术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就在去世一个多月前，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还不远万里来参加了上海书展，并造访了台北和香港。不料此行竟成了他与中国的诀别。 　　今年8月17日上午，97岁的苏立文拄着拐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华艺术宫，他说那座红色斗拱建筑令他想起汉朝，欣喜的是，他在里面还看到了林风眠等多位老友的作品。那天下午，老人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忆起自己与中国艺术半个多世纪的渊源。 　　戴上助听器后，他就像个活跃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对答如流，时不时还反问两句看看你的反应。一个多小时谈笑风生，尽管他都用英文，但你能捕捉到他清晰地说出“国画”、“隐士”等中文字眼，甚至还穿插“山外有山”这样的成语。说起自己的中文水平，苏立文只是摆摆手说“很糟糕”，然后调皮地眨眨眼：“你知道，周恩来英文说得很好，但他总是请翻译，因为他想让人感觉他不懂英文，这样，当翻译说话时他就有了思考时间。” 　　专访结束，本刊记者向他致谢，他就说了句地道的中文——“客气，客气！” 艺术界的马可·波罗 　　苏立文1916年生于加拿大，1936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建筑。1939年，原计划去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政权的他因偶然机会来到香港，后以国际红十字会志愿者身份支援中国抗战。“1940年4月到达昆明，接下来两年半时间，我为建于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在那时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地界内，我驾驶着卡车，载着医药用品，开往各家医院。” 　　在中国，他邂逅了相伴一生的妻子吴环。“她来自厦门，当时是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年轻细菌学家。1942 年，她接到考古学家郑德坤的一封信，后者在成都主持博物馆工作，想找一位懂英文的助手，就这样我被引荐去成都当博物馆馆员。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环放弃了在科学领域大有可为的事业，转而协助我在艺术史领域的工作。事实上，认识我之前，她已经在重庆结识了徐悲鸿，吕斯百还送给她一幅他画的大轰炸后重庆废墟的速写。” 　　在成都，吴环为苏立文与当时被迫流亡西部的中国艺术家搭建友谊之桥，“她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门，否则我只会被视为一个老外而已”。吴作人在他家阳台上完成《青海市集即景》的画稿；庞薰琹拿出昂贵的油画颜料为吴环绘制了一幅画像；苏立文和漫画家丁聪结下深厚友谊，他叫丁聪“小丁”，丁聪喊他“老迈”；此外，他还与关山月互相切磋：“我教他英文，他按照传统的《芥子园画谱》教我中国画技法。不过我不是个好学生，当环看到我的老师在磨墨，而我则坐在一边傻乎乎地观看时，她吓坏之余狠狠教训了我一顿。” 　　“这段时期最有名的莫过于刚从敦煌回到成都的张大千。这已是他第二次去敦煌，并在当地逗留了很长时间，期间与一群助手复制了洞壁上的画。他将手上的复制笔画加工为展览品。我在成都见到他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有辆私家人力车。” 后来，苏立文夫妇成了张大千家中的常客。有一回，张大千只见到苏立文一个人，还和他开玩笑：“你太太不来，我不见你。”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批艺术家开始漫长的回程之旅，准备展开新生活，但他们的梦想转眼便被恶化的经济和内战碾碎。1946年初，苏立文和妻子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继续学习艺术史，“在那边我们还能继续收到这些艺术家朋友的信件。来自庞薰琹和他的画家太太丘堤的来函，描绘了令人心痛的图像，他们因国民党政权溃败以及动荡的时局而渐渐失去希望。” 　　期间，朋友们鼓励他为20世纪的中国艺术撰写一部专著。“虽然我所有在中国收集的研究笔记都在英国一列火车上被偷了，但庞氏（庞薰琹）却仍不厌其烦地向我提供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1959年，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那会，他的西方同行还认为中国现代艺术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他是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此后，他的研究从20世纪中国美术延伸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导论》、《中国山水画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