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我不是拯救者，也没法给出路.docVIP

苏童：我不是拯救者，也没法给出路 苏童。 　　摄影 / 张正 　　苏童今年五十岁了。 　　知天命的年龄，苏童也明白自己“就那些读者”。“从一个最俗气的角度讲”，咖啡馆里，苏童点燃一支中华烟，诚恳地说，“你累死累活，跑码头，耍嘴皮子，也就多那么一万个读者，了不起了。” 　　他的最新长篇《黄雀记》的出版，相比三年前被热烈讨论的《河岸》，显得有点冷清。这也是苏童自己选择的结果。一般情况下，他会礼貌地拒绝记者采访，说太忙。苏童知道这样会给人以不太好打交道的印象，“没办法，我人其实很好的，你见了就知道了，”苏童老老实实地说。 　　读纯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作家自己也适时地选择了沉默。至于对现实的态度，他选择用作品说话。2009年出版的《河岸》中，苏童将整个故事置于“文革”的背景下，“第一次正面描述一个时代”。而他的新长篇《黄雀记》延续这条路线，也试图更进一步，描述社会现实中“最难讲述的那部分”，从1980年代到2000年左右，绵延大约20年时间，“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个最为动荡、最具变革的时代。” 失魂的祖父和失魂的中国 　　故事从祖父失魂开始。 　　宁静的香椿树街，祖父年复一年去鸿雁照相馆照一次相，为了死后留下满意的遗照。一次照相的时候，祖父大叫一声，他觉得自己脑子里的气泡破了，由此失了魂。祖父慌了，开始到处找魂，由此拉开了香椿树街的人情风物。 　　小说中到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隐喻，明的和暗的。祖父的失魂是一条贯穿整部小说的明线。苏童说，这个批判很明显，80年代失魂的祖父，也是一个失魂中国的开始。如果说上部长篇《河岸》对文革的批判还是在一种抒情中进行的，那么现在苏童选择了更切近的方式。 　　作为一名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最后是一定要直接面对的。”苏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把自己以前的作品比喻为单车道，批判针对的是人性，很少与现实社会纠结这么紧，最近这几年的小说，“就是人性，时代，社会，人群，把他们都堆在一起了。” 　　这部长篇其实埋藏着残酷现实的种种，但也都隐约被文艺化的叙述方式削去一些棱角。苏童说，他并不想直接写强拆、拐骗妇女、行贿受贿，对这个现实世界，他喜欢隔着一定距离观察。自己的小说，“只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他希望从这个口子开始，“进得很深”。 　　为了找回自己的魂，祖父开始到处寻找那支装有祖先尸骨的手电筒。祖坟“文革”时被挖，祖父当年偷偷捡了两根骨头，塞在手电筒里。街坊们在祖父的带动下，以为手电筒里藏的是黄金，为了发财，也跟着四处挖掘。祖父后来被送到了一座精神病院。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保润在那里照看祖父，由此引出了他与柳生、仙女之间的纠葛，小说也以此为依托，从1980年代一直写到新世纪。 　　《黄雀记》是三段体，“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封闭，稳固。之间又相互勾连，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寂静的香椿树街转换到骚动的井亭镇精神病院，再到白小姐直面的当下世界。苏童的叙事节奏从快到慢，再到跳脱，暗合着这个时代的节奏。 “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夏天的南京，40度高温。苏童穿着灰色T恤，到膝盖的暗格子短裤，棕色休闲鞋，慢悠悠地走进咖啡馆，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近半个小时。 　　言谈中，苏童几次提起自己的年龄。“像我这个年纪了，你不可能再凭冲动去写作，年轻时那种凭激情，泥沙俱下，已经不可能了。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去完成你想象中的作品，”苏童顿了顿，“累，就是因此产生的。” 　　写长篇的压力很大，这位被追捧为“最有才华、最帅”的先锋作家，头发也开始发白。然而另一方面，苏童表情痛苦地说，这样的写作又让他觉得自己“活着”。 　　《黄雀记》原本是从白小姐开始写起。苏童的目标很明确，为了直面当下的现实，这个经历了1980年代，日后又被台湾富商包养的姑娘理应作为主角。于是，他把白小姐进精神病院放在了开头，她在井亭医院养胎，生下一个红脸男孩，人们叫他“耻婴”，后来叫“怒婴”。但最终，这成为了《黄雀记》成书的尾声。 　　“所谓的一个女人到精神病院去怀孩子”，足够新颖“可能能吸引现在的读者”，苏童对这一点有自己的预判。但写到六七万字后，他逐渐觉得不踏实。故事太单薄，写起来重重障碍。“当你心里嘀嘀咕咕的时候，你就要想这样写是不是对的。” 　　苏童决定推倒重写。这与当初写作《河岸》时的遭遇一样。《河岸》原本是第三人称叙事，写了六七万字，再改换第一人称推倒重写。“跟我现在这个年龄有关，更理性，也更多地推倒重来。”他说。 　　白小姐的故事也是全书最难处理的地方。她当年叫仙女，是井亭精神病院一位绿化工养大的，性格古灵精怪。后来变成白小姐的她，身上的标签是夜总会和台商二奶。意外怀孕、走投无路回到井亭医院……写到这里，酣畅恣肆的笔墨突然跌落人间，苏童说，其实到这里，整个社会“已经失魂了”。用不着多么瑰丽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