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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系统腐败现象频发，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文章分析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腐败行为发生的客体、非理性腐败和反腐倡廉政策的成本收益评估等问题，这有助于使腐败研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更趋完善和系统，对腐败现象的解释力更强，从中引申的反腐倡廉方针政策更趋合理。 　　【关键词】成本收益法 非理性腐败 拒绝行贿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腐败研究中的一种常用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分析腐败分子的行为选择问题，其一般的应用模式是假定所有的公务员都是理性人，决策前会进行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腐败的成本大于收益，则不会发生腐败行为；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腐败将会出现。这种研究方法对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能从中直接引申出一系列治理腐败的政策建议，因此，运用非常广泛。 　　腐败的行为选择 　　一般学者在运用成本收益法时，成本是指可能受到的惩罚（被发现的几率乘以发现后可能受到的惩罚），收益是指腐败所得，然后以净受益（收益减去成本） 是否大于零来解释腐败的发生。这种运用存在以下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收益和成本的内容。腐败所得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金钱以及可用金钱买到的商品，二是腐败可以满足社交、尊重等方面的部分需要。腐败的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被发现后可能受到的惩罚，这种惩罚既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包括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全面崩溃，二是腐败发生后至未被发现前这段时间持续付出的成本，这种成本最主要是安全感的缺失，也就是对被发现以及发现后所受到惩罚的持续恐惧感，同时也包括为了掩盖腐败而发生的成本。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缺乏安全会导致人的需求更难过渡到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会迫使人采取很多额外的措施来补充因腐败而失去的安全保障，包括积累超出生活所需的金钱、转移财富、让家人移民以及培植能提供安全的关系网等，这些成本非常高昂。现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往往忽略了第二部分，也就是无法用金钱进行衡量的成本和收益。对成本收益组成的系统性认识偏差无疑使成本收益分析严重偏离腐败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并且这种理论分析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公务员，使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认知出现偏差。 　　拒绝腐败的成本。公务员面临腐败和不腐败两种行为选择问题，而不仅是对腐败行为本身的净受益评估问题。只有假定拒绝腐败的净受益为零，我们才可以忽略拒绝腐败的净受益而只考虑腐败的净受益。在很多情况下，拒绝腐败需要成本，这种成本既可能来自亲属、朋友等施加的社会压力，也可能包括在单位内部的压力等，有时这种成本相当高。因此，即使腐败行为的净收益为负，只要拒绝腐败的净受益少于腐败的净受益，腐败仍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忽视拒绝腐败的成本问题，一方面使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解释力下降，如果把拒绝腐败的成本纳入成本收益分析范畴，那么诸如集体腐败、家族腐败等腐败现象能够得到更好的解释；另一方面，使我们的政策建议出现偏颇，要么是直接忽视减少拒绝腐败代价相关政策措施，要么不能把这些政策措施统一纳入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释腐败现象，很多学者从单纯的腐败行为净收益上做文章，从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反推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这明显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必然是扭曲的。可以说，我国腐败研究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与其说是用来解释腐败，还不如说是用来证明我国反腐制度存在缺陷。要使非定量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在腐败研究中真正起到研究方法的作用，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所有成本收益都纳入研究范围，并对拒绝腐败的成本保持高度关注，才能使我们的腐败理论研究更符合实际，减少提出的方针政策出现误差的可能性。 　　反腐败的力量 　　我国反腐形势严峻不仅在于腐败的猖獗，更在于反腐力量之不足。整个社会对腐败现象都深恶痛绝，但是一旦在现实中面对具体的腐败，却很少有人会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甚至会成为腐败的同谋。社会上其他人的行为也是腐败研究的一个关键内容，因为他们的选择直接影响了腐败分子的成本和收益。腐败分子的收益和成本（尤其是非经济部分）取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其行为选择也可以用成本收益法来进行分析，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社会其他成员在面对腐败时的行为选择动机，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明确腐败分子本身的成本收益问题。 　　反腐败职能部门成本收益问题。反腐败职能部门是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的执行者，执行不力被认为是我国腐败蔓延的主因之一，反腐败职能部门面临的选择是在收到腐败线索后进行认真查处或不查处（包括不认真地查处）。作为反腐败部门来讲，查处腐败几乎没有任何收益，却有不少成本：一是办案成本，包括直接费用和付出的劳动等，二是各种关系户施加的压力以及可能的打击报复。反腐败部门放弃查处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只要保持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