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林纾、庞德翻译的比较.docVIP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林纾、庞德翻译的比较 　　【摘 要】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林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多的是以中国传统诗学来交换意识形态，以求引入西方的思想来图强；庞德则厌恶维多利亚诗歌的高谈阔论，更多的在诗学方面寻求创新，意象派诗人创造性地吸收利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促进了美国诗歌的发展。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林纾；庞德；翻译；中国传统诗学 引 言 庞德经过费诺罗萨的遗孀获得费氏的手稿，1914年4月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华夏集》。可是庞德真正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37年，所以他在翻译《华夏集》时是不懂汉语的。清末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也不懂外文，其翻译又跟庞德极为相似，他们的翻译作品在现代翻译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庞德通过《华夏集》的翻译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吸收，把中国诗歌带到西方，在上世纪初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祝朝伟，2005： 30）林纾把西洋小说带到了中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也是与译者的各种翻译抉择以及译语社会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本文尝试从多元系统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两人的译介活动进行对比。 一、翻译媒介 在比较文学中，媒介者是指为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它可以是某个个人（主要指译者），也可以是某个集团、组织，甚或某种事件、环境（如旅行、贸易、战争、时代氛围），等等（谢天振，2003：144）。 庞德翻译《华夏集》是基于费诺罗萨的手稿，在汉学家赫伯特·翟里斯以及两位日本学者槐南和贺永雄的帮助下进行的。林纾也是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一百七十多部的外国小说，翻译时全听合作者的口述，听后下笔成书。由此看来，在庞、林的翻译过程中，媒介者并不是一个人，《华夏集》从中国到美国至少经历了包括费氏在内的五个媒介者，林译小说从国外到中国也至少经历包括口述者在内的两个媒介者。而费氏、汉学家、日本学者、口述者这些起传递作用的中介者又成为媒介者中的媒介者， 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理解之上二次理解，获得原作信息后，用意象派手法或桐城派手法来表达原作的内容，这个过程中误译就在所难免。例如，庞德把《长干行》中的“五月不可触”翻译成“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此处“五月”指的是五月份，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成“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此处不但含有日语读音，而且“西辞”意为从西向东，“故人”指的是老朋友。林纾的翻译也有大刀阔斧，越俎代庖之处，他自己借《西利亚郡主别传》的序言表示歉意：“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尚乞诸君子匡正为幸！”谢天振教授认为，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是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五月”、“西辞”是庞德对中国文字不了解而造成的无意识误译。 二、文学系统的真空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 Even-Zohar） 在研究希伯莱文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文学多元系统论， 认为文学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各个系统的地位不一， 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在该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如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参与系统的中心工作， 因为这时文学系统一般处于弱势、危机或转折点， 甚至处于真空阶段，这样， 文学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 译法会很充分。当文学系统处于强势时， 则无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 翻译处于边缘地位，译法也会受到影响。佐哈尔认为， 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而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或边缘或中心的地位又会决定译者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是归化或异化， 是直译或意译（ Even-Zohar， 2000： 192- 197） 。 清末之前，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向来卑微，不入“九流”，被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实际上就是要把小说从边缘的位置推向中心。可是梁启超认为能够承担改革社会、启蒙大众任务的不是传统小说。那么，这个中心位置又马上给腾出来，形成了真空的状态。本来这真空状态应该由中国一种新的小说去填补，这也是“小说界革命”的意思。在新小说还没法在短时间里马上建立起来前又应该怎样办？梁启超等提供了最快捷简单的方法，就是翻译小说。（王宏志，1999：150）因此翻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是繁荣，当时的作家、翻译家借助外国小说的翻译来建造新的文学系统，林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译介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语诗歌依然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学所主导，充斥着优美的辞藻和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