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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如何对待外地“京漂” 　　钱塘人吴自牧在世的时候，正是南宋风流的末世，虽然蒙古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但都城临安的繁华依然举世无双。 　　这座城市聚集了上百万人口，四方商旅辐辏，来自北方的移民、南方的商贾，以及周边乡村的农民，共同造就了临安的繁荣。 　　这个都城相对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最巅峰的时代。在那之后，中国的都城和城市又重新变得封闭、保守，同时也因此凋敝。 一朝看尽长安花 　　秦汉两朝的皇帝，都努力将天下的富豪搬迁到都城，以充实京畿，并控制财富与权势家族。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而汉武帝也曾搬迁“郡国豪杰”以及家资300万以上的家族到长安附近。 　　到唐朝，城市依然是国家主导建设，围绕着官僚集团、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农村生产出的物资通过合法的税收、非法的搜刮，源源不断供应城市。 　　这时候京城的流动人口，大部分还是围绕着官僚机构。当时的长安城分为百余座坊，其中最风流繁华的，当数平康、崇仁两坊。这两座坊临近尚书省官署，于是外地来京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和外省驻京官吏、进京做生意的工商业者，都在此地聚集。当时，崇仁坊有25座进奏院，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而平康坊内有15座。 　　由于这两座坊有大量外来人口，于是大大刺激了商业和服务业，“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说：“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 　　唐朝人孟郊有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描摹的正是读书人中举之后，在平康坊恣情欢乐的情景。 流动人口带来的两宋繁华 　　由唐入宋之后，外来人口在都城中越发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减弱，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都城附近的农民大量投入城市工商业，有的以手工业或商贩为生，有的则兼做商旅，农忙时耕种，农闲时则“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 南宋时，临安人口最高达到250万人，当时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率高达21%，这个数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达到。 　　宋人孟元老曾经在《东京梦华录》中描绘过北宋东京酒楼的风流景象：“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合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华灯初上，歌楼酒肆灯烛相映，浓妆少女成群结队在走廊上，顾盼生姿，等待客人召唤。这种神仙仙境是城市里的繁华，而在城郊，外来人口的流动则促进了另一番风流世界。在东京的西郊和东郊，对人口的管束比城内宽松，又有官道通行，外来务工谋生者、商人贩夫、进京考生、待选官吏等驻足或经过，酒楼妓院也都因此繁盛。 　　而到南宋，都城里的外来人口更多。当时来到临安的，除了北方迁徙而来的大量移民，还有大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还有大批商旅。钱塘人吴自牧写的《梦梁录》中，记载了临安大批外地商人聚集的盛况：“杭州富户多是外郡寄寓之人……多为江南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除此之外，还有医生、术士。比如当时的吉水人徐远是眼科医生，在临安旅居，郁郁不得志，后来治好了显宗太后的眼疾，才飞黄腾达；又有很多游方术士聚集临安，“皆获厚利”。 　　大多数时候，当时的南宋政府对农村人口迁徙到都城并无非常严格的管束，如果农户仍然承担徭役，政府并不禁止家庭成员到城市定居；如果本来就很少缴纳赋税的贫民，更是放任他们向城市迁徙。 　　这些进入都城的农户就转型为工商业的从业者，在当时，临安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工商和服务行业，临安也因此更加繁荣。史籍中说，临安城“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每日清晨，两街坊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 　　据学者估计，在南宋一朝，由于人口流动到城市，临安人口最高达到250万人，而当时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21%，这个数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达到。 清乾隆年间的画家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反映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其实当时中国的城市化和工商业繁荣已大不如宋代。 清代对首都生人严加盘诘 　　吴自牧在世时，目睹钱塘繁华，他大概没有想到，在那之后近800年，中国再也没有达到那样繁盛的城市文明。 　　明清两代，中国的城市化率总体都在降低，根据学者估算，到清光绪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不到8%，仅为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与此相伴的，就是统治者对城市流动人口的严格控制。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城居住的是八旗人口，约32万，外城居住汉民，约14万。按照当时的规定，汉族官员都要寓居于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