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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伯恩·琼斯的藏书票 　　丹·伯恩·琼斯（Dan Burne Jones）是1975年出版的《洛克威尔·肯特版画编目》（The Prints of Rockwell Kent：A Catalogue Raisonne）的作者。他是肯特在艺术生涯后期结交的一位挚友。1960年，在肯特写给琼斯夫妇的信中揭露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决定将自己所有的创作和私藏全部无偿捐献给苏联。在美苏“冷战”的白热化时期，肯特的壮举轰动了全世界，而琼斯作为第一位得到消息的人，从始至终都为好友恪守这个天机。二人的初识源于藏书票，他们“不打不相识”的故事至今闻名遐迩。上世纪30年代，琼斯是一位“肯特迷”，他收集肯特设计的插画、版画，甚至效仿肯特的风格设计藏书票。 　　肯特的合作伙伴、格陵兰出版社的负责人曼宁女士从一家文具商那里偶然看到了一则貌似肯特创作的藏书票订制广告，那显然是仿品。曼宁发现丹·伯恩·琼斯有意复制肯特的构图、刻意摘抄原作中的元素。比如1938年琼斯为自己制作的一枚藏书票（见图1），画面中男人单腿跪地，双手摘星的动作是肯特作品中的标志性元素。在肯特的书票作品中，人物仰望天空伸出双手，或摘星、或祈求的动作似乎已成为他的模式化标志。他一生向往着界于海天般的梦想在艺术作品中充分显现无遗。琼斯的“仿品”由一家名为安蒂奥科的公司代理。格陵兰出版社开始介入藏书票订制生意后，琼斯写信给曼宁建议卖给出版社他为肯特设计的一帧画家自用的肖像书票（见图2）。 　　藏书票在肯特的心底是“上天的恩赐”，他认为，盗窃一本书，与其说是犯了盗窃之罪倒不如说更像是自杀。书籍不是物品，它集合人类智慧之大成。拥有书籍不仅充实了精神世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主人的成就感。盗书况且如此，更不用说有人盗取他的创作理念。肯特在给曼宁的回信中写道：“前几年我就对琼斯有所耳闻。崇拜我是一回事，但利用抄袭他人作品来引起我的关注，这种行径着实令人发指。他全然不知当他的画作里没有了我的痕迹才能算是成功的。作为我的代理，你可以给安蒂奥科去信说明咱们的想法。但是，我估计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曼宁直接给琼斯写了信，告诫他私自盗用肯特著作权的严重性。肯特的妻子萨利认为不知何种原因，丈夫对琼斯略显仁慈了些，但曼宁的那封信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1941年秋，为了迎接圣诞节前的购物季，肯特为格陵兰出版社制作的第一批藏书票出现在各地书店的货架上。然而，事与愿违，“珍珠港事件”爆发，直接影响到了书票的销量。翌年1月，肯特收到了第一笔不到50美元的版税支票。曼宁发现书票的售价不统一是销量惨淡的原因之一，那些出自肯特为书籍设计的插画藏书票相对卖得更好。她还注意到通用藏书票确实很受欢迎，顾客懒于花费大量时间订制书票，随手买来的书票仅用填上名字即“据为己有”。肯特对于这次不成功的合作并不介意，他坦言：“这50美元的支票放在从前已经很受用了。” 　　进入50年代，肯特开始撰写自传并为此书搜集自己几十年来的作品。因年代间隔久远，肯特对30年多年前所设计的插画、版画已逐渐淡忘。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忠实拥趸——丹·伯恩·琼斯。这位“肯特的模仿者”第一次与肯特通信要追溯到1941年，当时年仅31岁的琼斯在信里写道：“我由衷地希望能够当面听您赐教并与您握手。”琼斯多年来收藏的肯特木刻作品为自传增添了更完整的信息。随着自传《主啊，这就是我》（Its Me O Lord）的出版，肯特不计前嫌，很快便与琼斯成为了朋友，在多次创作中肯特邀请琼斯参与他的设计。琼斯与肯特两家人亦建立了书信往来，每周保持几次通信。两家如隔世的亲人在信中叙彼此的家常，聊世间的新闻。肯特通过琼斯信里的描述间接地感知了一个典型美国家庭的多趣生活，这是他与几位妻子和孩子间未曾有过的。庆祝圣诞和举办生日派对时，双方会互送礼物，无论是一盒早餐，还是一瓶香槟，肯特均记在心底。琼斯与妻子杰奎比肯特小一辈，他们毫不掩饰对肯特的作品的崇拜。对于一个艺术界的过气明星来说，肯特能够在自己创作晚期获得如此真挚的友情实属不易。 　　1956年，为了答谢琼斯夫妇对自传给予的帮助，肯特设计了一枚夫妇藏书票（见图3，图4，图5）。此票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完美的美国家庭梦。只见大都市郊外的田园上，琼斯一家三口趁周末偷闲享受着闹市外安逸新鲜的空气。画面左上方的书本刻着肯特的画押“R.K”不再如以往那般羞涩，凸显了画家对这等美梦的痴心向往。这枚书票有大、小两种尺寸及黄、粉、灰三种不同颜色的限量版。设计过程中还出了花絮，琼斯没有听肯特的劝告执意要求印一套自己偏爱的颜色，并委托当地的印社率先印制了一批。肯特得知后写了一通长信表示自己对初印书票的反感：“看到印出来的书票我肯定比你更失望，简直糟糕透顶了！如果由我来监督印刷，这边印社的印刷质量一定比现在的好太多……我建议过你使用浅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