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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参购NGO群像 　　中国有数逾百万的社会组织，能够参加购买并最后申请成功的寥若晨星。 　　2012年12月11日，《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印发。根据该方案，2013年项目预算总资金为2亿元左右。这被称为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历经十余年逐渐形成稳定机制的预示。 　　2013年2月，北京市委社工委对外宣布，本年该市计划安排800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500个公共服务项目。这8000万又将花落谁家？ 　　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因为资金、税收和自身能力建设等原因而得不到承接的机会，或是承接后却又遇到购买资金不足，抑或是服务持续性堪忧而陷入两难境地。 　　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表示，在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社会组织面临着可能丧失其特殊性和灵活性等风险。但也有增加了获取资源的渠道；具备了影响政府政策内容的潜在能力，从而改善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减少了在成本高昂的募捐活动上花费的宝贵时间和资源等益处。 　　“社会组织要清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民间自发力量推动政府的顶层设计，社会组织要有自信去完成这个过程。”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认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进程中，既是服务提供者、资源受益者，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动者、建设者。“如果说政府不信任社会组织，关闭大门，我们就要想用什么策略让政府打开门。” 　　李涛喜欢用自己从无到有的经历说说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2010年以来，北京协作者作为协办单位参与了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暨资源配置大会，协助政府部门设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政府购买服务的演变过程就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 　　在北京，集中着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像一个社会组织的博物馆，他们是目前公共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他们百花齐放也百感交集。 　　“公募”压力山大 　　2012年，岳宣义很疲惫。“我不能让中彩金项目在我这儿出了问题。”古稀之年的岳宣义扛了38年的枪，一个急转弯进入中央纪委，即将颐养天年的时候，第二次急转弯坐在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第三任理事长的位子上。此时他接过来的摊子，不仅有募款的担子，还有花钱的压力。 　　2009年12月，一笔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至此，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在内，全国共有5家社会组织申请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这一举措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是对过去做法的革新，是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加大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尝试。 　　5000万中彩金，是一个什么概念？当年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募款额1000多万，几倍于以往募款额的中彩金将被用在农民工、妇女、老人等五类人群的法律援助上。 　　为了保障中彩金使用的效率，财政部和司法部联合出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在各省（区市）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实施单位中加入高校社团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类社会组织。“致诚这些组织，在农民工这个领域做的很专业。”岳宣义对中彩金的使用打出一个口号：管好不出问题，用好发挥效益。“财政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用不好可能被收回去！” 　　为了避免资金乱用，参与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案件都要先办案，并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办公室统一审核，合格方给资助。 　　项目办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二层的一个办公室，小小的空间里，两三个项目工作人员忙碌着，每个季度，他们要审2万到3万个案子。“2012年我们就退回去1万多个案子。”岳宣义称，法律援助在中国起步较晚，各地重视程度不同。 　　为了提高办案律师的积极性，中彩金项目将一般民事案件法援律师的最低补助提高到1500元，东部地区跨省或重大疑难案件最高补助标准提高到5000元。2012年，岳宣义在新疆、西藏等五省区检查项目开展情况，“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新疆2011年春办的案子，2012年5月才把钱给到律师，这必然导致律师不愿意接中彩金的案子。” 　　按中彩金项目实施规定，中彩金全部为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其他开支。自2011年起，该项目的资金增加到1个亿，但岳宣义的兵没有增加一个。“申报程序繁琐，各地工作人员的薪金也没有提高，这必然导致积极性下降。”2013年，岳宣义打算有三个动作：第一，对于案件不合格比例高的实施单位减少甚至剥夺资金，向办案质量高的单位倾斜；第二，简化申报手续，提高工作人员薪金；第三，发挥省级管理办公室的作用。 　　结果岳宣义无法预知，“任何事都有风险，任何事都要往最坏处想。”面对头上的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三个“婆婆”，把中彩金用好，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感觉压力很大”。 　　专业的“商人” 　　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的墙体是淡黄色的，兰紫说这是找专人做的设计，对有读写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