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蚁族”现象看高等教育公平.docVIP

从“蚁族”现象看高等教育公平 　　2003年初，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为就业洪峰，就业压力空前增大。2014年，教育部公告显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27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逐渐出现了一个以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 　　一般来说，“蚁族”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大学毕业，年龄主要在22～30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二是收入较低，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为主；三是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400元左右，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蚁族”在现实空间中居住趋于分散，在虚拟空间中呈现出集聚的态势。 　　“蚁族”的出现，与高等教育制度紧密相连。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是国家遴选人才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底层青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地位的提高和身份的改变。1999年，高教理念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连续十余年的扩招，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后果。这种复杂性并非仅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从质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特点，“蚁族”正是伴随着高等教育上述变化出现的产物。 　　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应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高等教育作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暴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法〕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在一个家庭所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首要的。家庭经济条件好，其子女就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上好的大学的机会就比较多。2013年，我们课题组对北京市“蚁族”进行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由表一、表二可见，对“蚁族”群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褪去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剧变，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然而，在“蚁族”身上，高等教育的上述功能并未发挥相应作用：在“蚁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教育层次越高和学校类型越好的趋势。“蚁族”的出现及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流动固化，其实是高等教育十年来改革效果的重要检验。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下面我们就从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高等教育入口：顺从和复制不公 　　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得更大规模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扩招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要能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甚至中专）即取得了“吃国家粮”的资格，而扩招之后，接受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机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不容易，遑论跻身体制内成为政治精英。这可从“蚁族”群体学历层次的不断升高得以验证——2009年的调查显示，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占31.9%，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占1.6%；2013年调查发现，该群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3.9%，研究生学历比例有所提高，达到7.4%。同时，各种资源向重点大学集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扩招的同时，政府也不再支付高等教育的全部成本，而主要由大学生及其家庭承担，大学学费因此变得高昂。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完全免费，到此后几十元一年的象征性收费，再到扩招之后逐渐攀升到如今高于5000元/学年的学杂费（不含住宿费），短短十几年间几乎上涨了近100倍。1990年，大学学费占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的比例分别是28%和12.62%，到199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160%和61%。（数据转引自丁小浩《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学费水平若超出百姓年生活支出的20%，即超越了“警戒线”，而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2.3倍，日本的1.5倍；农村家庭学费负担率是美国的4.9倍，日本的3.3倍。（李从松《大学收费政策变迁的制度博弈》，载《教育与经济》2002年第8期）自恢复高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