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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活着》到死无葬身之地 余华 　　1960年出生，中学毕业后，曾从事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 《在细雨中呼喊》 《活着》 《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影响深远。图为2004年，余华在北京西城区。 　　摄影_曾年 　　《第七天》是从主人公杨飞死后开始叙述的，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死后的七天之内，“我”开始重新造访现实生活一一看见生活的真相。这本书一如既往地有余华关怀现实的态度，简洁而锋利。 　　与市场的热烈反响和《第七天》引发的汹涌争议相比，余华的表现得既沉默又低调—《第七天》上市的前一天晚上，他只不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预告；对于新书随后引发的赞弹，除了间或含蓄地喻义两句，他几乎不为自己辩驳。 　　在《第七天》出版之后的一个月，本刊终于与余华取得联系，而一开始他也只是回了一条简短的信息：“终于冷下来，不想再热了。”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虚构别人，现在轮到别人来虚构我了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余华《第七天》之“第一天” 　　南都周刊：《第七天》出版至今，有许多争议，这是您之前想到过的吗？ 　　余华：我在微博上写过一句：“看到有些不熟悉的人，了如指掌似地对我评头论足，说我是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心理（连心理都了解）等等，这让我感受到了因果报应：三十年来我一直在虚构别人，现在轮到别人来虚构我了。” 　　当然，我觉得这部小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沉淀，对于读者需要时间，对于作者同样需要时间。但是假如要说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的作品里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 　　读者的反应，我是有预感的，我知道自己一出新书肯定会有人骂，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关注的人多了，骂的人也肯定多了，不可能大家都说好，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会有人说这部小说的语言不好，说语言怎么苍白，怎么枯燥无味，白开水一样的语言，确实我没有想到这部小说的语言也有人骂。 　　南都周刊：为什么？ 　　余华：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死者用活人的腔调说话，既别扭也滑稽。这部小说的语言我非常讲究，这是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讲述的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腔调，只是在讲述到现实世界的往事时，我才让语言增加一些温度。为此我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在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 　　出版前我说这部小说会有人骂，就像《兄弟》出版时有人骂一样，我说可能跟《兄弟》有些不一样，就是《第七天》的语言不会有人骂了。我在《兄弟》里，有时候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粗俗，李光头能说文雅的话吗？那肯定不是李光头了。我当时觉得《第七天》的语言应该没人骂了，结果一样有人骂。 　　南都周刊：《第七天》写得这么慢是“七年磨一剑”的意思，还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余华：今天这个时代的压力，回过头去看有点像过去的八十年代，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现在的信息量，那时候主要是看谁发出声音，如果谁在杂志发表一篇什么尖锐的文章，这家杂志就会很受人尊重。那个年代讨论的问题当时觉得很勇敢，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每天都有各种新闻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无法躲开。 　　这个小说写了好多年，我写作那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是我的慢也可能是幸运。1996年我开始写《兄弟》，从1996年来看的话，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候的中国变化已经非常大，当时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但是当2005年和2006年《兄弟》完成的时候，发现1996年的时候变化不大，才刚刚开始变化，所以如果1996年完成《兄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两个时代的反差就不会像小说里写的那么巨大。《第七天》也是同样的命运，《兄弟》出版之后，这部小说就搁在那儿了，我去写别的小说，别的小说没写完，又回来写这部，今年一月完成了，我觉得这是幸运，如果在《兄弟》之前写完的话，现实世界里的荒诞就不会如此集中出现在小说里。因为今天的中国现实比《兄弟》出版时的中国现实更加荒诞不经。 　　我是在北京的雾霾里完稿的，修改的时候，犹豫了一下，是不是把开篇的浓雾改成雾霾，后来想算了，小说里现实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不需要再增加一个雾霾。 从结束的地方开始写，写到开始的地方结束 　　他惊讶地向我转过身来，疑惑的表情似乎是在向我询问。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他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