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中年写作”.docVIP

余华的“中年写作”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 　　我向很多人都推荐过余华。 　　在当代作家群像里，余华曾经是写得最好的作家，没有之一。他正好是莫言的反面，他的很多作品以文学的荒诞指陈残酷的现实，以明晰的语言抵御毫无节制的泛滥，以简洁多变的风格给先锋文学定型，以不动声色的叙事给当代文学划定了新的疆域，从而树立了一个新的写作典范。我向很多初涉写作的人推荐余华的小说和随笔，这是因为从他写作生涯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好的作家是如何形塑多变的。 　　如果说作家的写作都在寻找自己的声音，而余华的优势在于，他不是在寻找一个声音，而是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新的声音。读他的小说，初而惊艳，再读沉迷，反复阅读后会击节赞叹—还记得当年读他早期的作品时的那种惊喜萦绕心间，国内还没有一个作家能持续给人这样的惊喜：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如此多变地写下去。 　　当然，我一直强调，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击节赞叹。从《活着》开始，或者用余华自己的说法，从他回归到现实主义开始，从他寻找到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声音开始，他此后的作品逐渐变得更为大众化、商业化，当然，更加固定化，那个对小说的形式和写法一直进行实验与探索，并且乐此不疲的余华不见了，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写作，那就是只用一种声音说话的余华。他在 《我的写作经历》中提到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写作上的转向，从先锋与实验性的写作，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一切都回到了故事身上，小说的形式被抛弃了。 　　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是叙述指引他写下《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他说他发现了小说中的声音：“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是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发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的更加确切和美妙。”作者成为了一个单纯讲故事的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写作，讲述别人的故事。而在他的最新作品《第七天》中，所有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却在作家的笔下丧失了真实的魅力，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阅读《第七天》的过程并不愉悦，网上沸沸扬扬的评论已经很多了，无论是吹捧，还是批评，这些并不重要。任何一部好的作品都可能遭遇到一种两极化的评论—但是《第七天》的两极化评论显然不是因为这是一部好的作品，不是一部沉寂七年之后的厚重之作，更多的争议源自小说以外的评论。 　　换句话说，一本小说的出版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更多地是针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批评。小说本身的问题成为了一个话题的引子，而由此引发的争论显示了一个作家陷入了纯文学写作与商业写作的旋涡。在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中，如何取舍与平衡就是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第七天》已经超越了小说所能承载的社会学意义。而且这种文学现象很显然是故意被制造出来的，因为只有小说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才会有助于商业上的成功。从《活着》之后余华已经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有意识转型的写作信号：“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表达出来。”在这篇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写作历程的短文中，余华说他希望能继续写出拥有“灵魂与希望”的作品，几年之后，我们先读到了混乱的《兄弟》，现在又读到了乏味的《第七天》。 　　但是这两部作品本身的品质并未影响他们在商业模式上的成功。我总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好像当你意识到你可以写出这样平易近人的作品后，你就渴望再多一点平易近人，所以我们才领略到了《第七天》中那种直白、浅易，甚至更接近流行于网络之间的耽美小说的审美语言。我很惊讶的是，一个明明已经有着很好的语言掌控能力的作家，会放弃自己的语言风格，转而诉诸一种如此白话和肤浅的抒情风格。 素材撑破了结构 　　书名“第七天”是进入文本的关键词语，它不仅仅是形成结构的核心要素，还隐含着作品的核心旨归。这本来是一个极具容纳性的结构，七天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阴阳两界是一个空间，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成了整部文本。但余华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结构，因为他只过多攫取了其中的“时间维度”，用杨飞的鬼魂在七天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串起并不复杂的故事，而忽略了“空间维度”，因而显得单薄和狭窄。但是同时，余华又在这一并不协调的结构里投放了太密集的素材，以至于素材撑破了结构，但又显现不出张力和意义。 　　书名和其中对 《圣经》的引用形成了互文。学者郜元宝曾在采访中说：“（对《圣经》的引用）似成问题，不妨引起讨论，因为创世纪的语境与小说的主题或寓意严重不符，看不出非要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