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全球治理：走向成熟还是衰落？.docVIP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全球治理：走向成熟还是衰落？ 　　《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0年第12期刊登了一组有关治理的专题文章。该专题根据当前与全球治理的概念及文献相关的诸多问题，对当下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了讨论和梳理。其中，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亨克·奥弗比克（Henk Overbeek）题为《全球治理：从激进转型到新自由主义管理》的文章指出，全球治理的话语已经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这一概念最初是指全球经济秩序的一种根本性的重建，但是到了现在它已经被当作一个改良主义者（reformist）的概念，它试图通过相对边缘性的改革来适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利益，而这些改革被认为是对维持体系运转而言不可或缺的。因为各种全球治理的定义（包括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都趋于预设（而非质疑）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在全球层面开展合作的意愿，因此，它们都促进了有关世界秩序的讨论的去政治化。而且，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和金砖国家兴起之后，传统的国家间进行讨价还价的形式增加了，因而，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分析上具有误导性。 　　导论 　　“全球治理”曾一度有望实现世界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当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性政权都团结组织起来追求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兵，而葡萄牙人也放弃了他们在非洲最后的殖民地。全球治理将带来人道的和民主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发展方向是管理人类的共同事务。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愿景与新千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的冷峻现实相去甚远。当今世界的统治权如果不是掌握在世界各大主要跨国公司的总部手中，就是正日益被非正式的、不民主的、不具代表性的世界领导人聚会（G7或者G8）所掌控，或者日益被聚集在精英度假村（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政治家、商界领袖、媒体作家以及各种其他现实世界中的行业精英们所掌控。 　　“全球治理”的激进根源以及改革主义的转向 　　当今世界正面临很多无法仅凭传统的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就能应对的挑战，这种看法其实由来已久。世界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与“全球化”概念同时，稍晚于“可持续发展”或“国际经济新秩序”概念。在早期，这些概念通常都是属于规范性或说明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罗马俱乐部的启发。《增长的极限》使人们注意到全球社会的许多问题超越了单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从而理所当然地需要“全球治理”。书中的重点在于指出传统的国家政府在面临超越单个国家能力的各种问题时存在的不足，以及无论进行何种国际政策协调都内在地具有非民主的性质。出路在于改革，以建立“人道的”和民主的治理。在早期，全球治理一直是一个相对边缘性的概念。它激进的内涵使其不能为更广阔的领域所接受。 　　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改变。这似乎是激进方案的一种普遍模式：只要它们被看作是一种对现存秩序基础的威胁，就只能维持边缘地位，但是一旦它们解决了需要处理（只要是因为公众舆论开始不依不饶地要求）的现实的和紧迫的问题，就会被改革力量渐渐加以包装，这些改革力量将激进方案的要求进行重新表述，使其不再从根本上质疑现状，而是声称要将全球化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造财富、减少贫困、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协调起来。这一过程体现出与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转型”（tras-formismo）的相似性，不过在这里“转型”更多是指激进的思想（而非政治领导人）的包装和弱化。 　　《重塑国际秩序报告》以及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倡导建立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ICIDI）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那种去激进化的转型发生得更早。与此类似，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它更为人所熟知的名称是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的，这一思想仍存在某种转型的可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地球峰会上，聚集在“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的跨国商业利益集团严重影响和削弱了这一思想。 　　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很多学者都认为冷战的结束在使全球治理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声称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苏联挑战的失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讨论的话语。随着替代性的全球体系不再被考虑，推动去政治化的、被弱化的“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想的、各方都同意的、非对抗性的管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已经成为可能。这一进程在国际性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发表时达到了顶峰。其中对“全球治理”的定义已经成为最广为引用的标准版本：个人和机构（包括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它，各种不同的或者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