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沉樱作品中女性的生存困境.docVIP

浅论沉樱作品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摘 要：沉樱的作品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市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中寻求自我解放及个体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对自我境遇的理性审视，以及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因极力想要在婚姻和社会中寻找到自己角色和定位所陷入的新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知识女性 个体价值 生存困境 理性 沉默 失语 　　沉樱，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主要描写都市知识女性走出旧家庭后在恋爱婚姻中遭遇的种种困窘及在这种矛盾中女性真实细腻的心理展露。不同于二十年代的第一批女性作家，沉樱笔下的现代女性们对于自身状况已有了冷静的思考，她们试图在家庭和社会中寻求自身的定位，却发现“出走后”急于扮演的角色和家庭、社会想要她们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一种对立性的尴尬境地。这正是出走后的“娜拉们”在爱情和婚姻中陷入的新的困境。 　　一、从“父之家”到“夫之家” 　　五四受新思想启蒙毅然从传统“父之家”走出来的“娜拉们”，迫切希望能够以一种与男性平等、独立的姿态在社会中追求理想的爱情，充分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然而当爱情的狂热慢慢退去，她们却无奈地陷入了一张婚姻编织的无形的旧网之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在中国几千年来以男性文明为中心的男权文化体制中，导致女性一直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损害的地位。沉樱笔下的知识女性渴望与男性建立平等、和谐、自足的关系，渴望在婚姻与爱情中寻求灵肉合一的最佳状态，尝到的却是现实所带来的灵肉分离的苦果，于是内心产生的幻灭感和孤寂感使得她们最终不得不低姿态地向传统意识回归，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沉樱作品中的女性大都因为走向婚姻放弃了自身追逐许久的理想与个体价值。她们将爱与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恋人与丈夫身上，甘心做一个繁忙于家庭琐事的全职太太，导致最终感觉“生活像缚着身体的锁链，又像咬着心灵的毒蛇”[1]。《喜筵之后》中的茜华，在恋爱的狂热中无意疏远了亲近的朋友，整日整夜在家里等待丈夫归家。踏入真正的婚姻，“恋爱的欢情是飞也似的全无痕迹地消去了，淡漠、愁苦却永远留住”[2]。当男人问及她是否去参加朋友的喜宴的时候，茜华本想回答“去”，但却带着一种柔弱得可怜的声调，“不知为什么在‘去’字上面加了个‘想’字”。这种向丈夫征询的意味，显示了茜华在丈夫面前心理上存在的怯懦感。一个接受过思想启蒙的新女性，本应勇敢独立地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对个体价值的不懈追求，可是当只身来到“夫之家”的时候，身心在无形中却被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夫权文化体制缚上了一个牢固的枷锁。这种文化体制潜藏在男性心理及言语等各个层面，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要求男性对自己的妻子持一种占有、支配和绝对指挥的权利。女性的现代独立意识就这样在婚姻中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爱情的开始》中，女人牺牲了学业，为着爱情不顾一切地与男人同居了。在身心的极度蹂躏中换来的却是男人虚伪地欺骗和公然地侮辱。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家庭本应是一个充满了温情的庇护所，女性在家庭中也应享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可是沉樱笔下的这类女性，辛辛苦苦地为家庭事务繁忙和操劳着，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不忠、苛责、无视和自身情感的无所依托。她们勇敢地跳出了“父之家”的牢笼，却再次陷入了“夫之家”中男性为其设计好的圈套和陷阱。消磨了对于“为人”和独立个体价值的主体意识追求，她们最终还是成为了传统女性式的毫无意义可言的空洞符号，终日在对恋爱的回忆和对现实的幻灭感中麻木度日。 　　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婚姻与事业之间的“无声战争” 　　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对自身的境遇有了清楚的认知，由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她们开始以个体价值的实现作为突破口，争取女性解放和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这样做往往会让她们走入一个误区，即将婚姻和事业视为二元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波夫娃曾指出：　“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得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3]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女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社会中寻求一席之地。在自由、平等的新思潮的启示下，知识女性们将事业视为实现自身个体价值的标志和准则，构建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自我，以期实现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她们看来，要想实现个体的价值，就必须放弃婚姻与家庭；反之，一旦走入了婚姻家庭的“牢笼”，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一场空谈。沉樱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对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痛苦抉择的心理过程进行了细腻而生动的描写和刻画，突出这时期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力感。《妻》中的年轻男女怀着同样的文学理想恋爱而同居，妻子无意中发现自己怀孕了，竟发出了这样的哭诉：“人的思想是随着环境变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做母亲的牢笼中，从前和现在的我都要消灭了，怎么能说没有妨碍……如果做了母亲的话，我的整个的心就倾注在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