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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性别意识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建构与传播 　　摘 要：纵观历史，所有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必须以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为先声。而要彻底推翻以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为特征的父权文化、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无疑有赖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性别意识的普遍觉醒。外国文学教学过程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建立和传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承担着引导和促进当代大专院校学子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本文将从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等角度论述外国文学教学在推动性别意识建立方面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个人的外国文学教学实践，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的形塑融入外国文学教学当中的几点有效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社会性别意识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教学 　　“社会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一词衍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女权主义理论家对于“性”（sex）与“性别”（gender）两个关键词的区分、辨析与论争当中，但时至今日，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定义仍然是性别研究当中一个未竟的话题。“社会性别意识”这一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理论旅行，跻身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变迁与形构，而在当前的社会政治以及理论语境中，一般指代对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具体来说，是从性别的角度，观察和发现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从而促进男女两性共同反思传统性别观念和规范中对于两性发展的某些束缚因素，谋求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发展。 　　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的建立，短短一百年的光阴中，中国妇女命运的改变幅度之大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无法比拟的，她们的各项基本权利在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都得到了保障，这使她们从“命定”的奴隶变成了“法定”的主人，使她们彻底从物体变成了主体。然而，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1]，她们的解放是由近现代史上的先觉者所提出与推动，并最后由新中国政府所指定的法律最终规定下来的，她们在争取解放道路上的前行由始至终都是被推动、被规定的。据新华社于2012年11月23日报道，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妇联党组书记焦扬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有待进一步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增强“性别意识””此外，“性别平等仅仅靠妇女来做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尤其是政府的行动，也就是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主流。”[2]由此可见，在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已然走过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对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重提与关注显然十分必要，而承担着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之重任的大专院校，其在树立与传播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优势与功能是不可忽视的，而外国文学作为历史悠久而丰厚的人文资源的携带者，其讲授与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亦为当代大学生、我国未来公民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形塑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上世纪初年，西方的声声炮火把他们的器物制度以及曾让我们不以为意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不可不察、不可不学”的标准和典范。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外国语言文字学”便已被列为文学科七目之一。时至今日，“外国文学”仍然是我国大专院校中文系文学类课程中仅次于“中国文学史”的主干课程。[3]清华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曾指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精神……”[4]这段话向我们揭示了外国文学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文学的文化功能。 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在接受一次关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访谈中指出，随着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提出，文化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文化的功能也逐渐成为学术界与知识界共同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正确全面地介绍国外人文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与我国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担的人文教育功能早在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得到确认和论证。二十世纪之交兴起的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中，英国文学的人文教育功用之议题是始终在场的，并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脉络。此外，在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将教育体系，连同教会和大众媒体，一起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他的论述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区别于法庭、监狱、军队等具有鲜明暴力特征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通过整合和提供合法化论述等隐蔽和象征性的手段发挥功能，使得权力机器能够顺利运转的专门化机构。换句话说，所有统治阶级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提供的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也是教育为男权文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论述，也是教育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