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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审美的节点 　　中国画是世界绘画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东方神韵，经过历代画家的创造和改进，已经成为世界绘画领域中颇具特色的东方绘画的代表画种。 　　一、中国画诞生就是生命精神载体 　　中国传统绘画美学极其重视生命精神表现，艺术家在对自然的审美表现中有极强的主体意识，把人性的理念情感作为艺术的主要目的，它切中了当代艺术观念。如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仅仅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到了隋唐以后开始独立，到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达到了辉煌、成熟和最有影响力的高峰时期，以李成、董源为代表树立了中国山水画的标杆。表现在当时山水画之中，便有了典雅、大气、正气、浩然之气等特质，“浩然之气”生命与人格的阳刚正气的审美主张。从五代到宋代期间的很多画作都承载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南宋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画家们开始转向对自然的表现，“山河”、“江山”表达的是民族的概念，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自宋代宗炳提出山水画“可望、可游、可居”理论开始，把山水画作为承载人类精神要求的载体的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深远。宗炳的思想建立在山水画发展的过程中，他把以往过于精神化的山水理念，引向到视觉的理念之中，从而为山水成“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宗炳还提出了“应目会心”、“应目感神”、“神超理得”，作出了山水画具有生命精神本质意义的界定，由此确立山水画的创作审美准则。民族审美对山水的认识乃为一种东方文化意识：山水画不是物象的自然再现，它是人的精神再现，是自我生命认识的再现，是自然山水与人之情感的相交相融，“物我合一”宇宙观。老子的“道法自然”，他以哲人的眼光从自然山水中寻觅出精神的归寄；这种具有理想色彩和积极意义的方式，促进了山水画的独立和发展，中国画有着“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功用，“澄怀”是对体验者审美心胸的要求，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情怀，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 　　二、中国画的“笔墨”是东方绘画的特质 　　笔墨的精炼淋漓是中国画艺术手段，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根源。在技法上，“笔”通常指钩、勒、皴、擦、点等笔法；“墨”指烘、染、破、泼、积等墨法。在理论上，强调“笔”为主导，“墨”随笔出，相互依赖生辉，完美地描绘物象，表达意境，以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唐王维在所著《山水诀》中道：“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道：“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其“墨”是泛指作画的操作过程，尚不具有水墨晕章之义，如五代荆浩在其《笔法记》中所云：“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墨”做了进一步的阐明：“是故运墨而五色具，为之得意。”王维也强调“意，在他另一篇画论《山水论》”首先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甚至“得意忘形”。这种精神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产物，这种思想来自于禅宗那种任心自由，不受世俗时空观念束缚的理念。王维的《山水诀》在“笔墨”技法上首创“破墨法”，并用于山水画实践，以浓淡深浅不同的水墨生发、晕染，构成了中国画特有的一种气韵和意境，“笔墨”是中国画技法的总称，是东方绘画的特质。石涛在《画语录》中对“笔墨”的见解是：“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黄宾虹认为：“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全以笔出。”中国画强调有笔有墨，两者相辅相成；黄宾虹精于用笔，擅于施墨，提出“五笔七墨”之说。当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李可染、黄秋园、陆俨少、傅抱石分别创新适合时代的笔墨技法。 　　三、儒、道、释哲学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画审美根基 　　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哲学思想与文艺美于一体，有着丰富多样的形态。中国传统美学的博大精深，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核心，将人与自然、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人的精神人格与自然中的山水的特性相作融合，赋予这种内在美以具体呈现的形式，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本意是强调做人要把内在本质的人性与外在言谈风范文采巧妙配合恰当，协调，才可为君子。不可偏执一端，但用于文艺则具有审美评断的指导价值，并由此启迪了中国绘画的笔墨技巧论。汉、唐期社会呈现的博大从容的气象对五代北宋的山水画无不具有直接的审美启发意义。“浩然之气”的生命与人格双肩挑，是孔孟哲学审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构建了华夏民族美学的基本特质。 　　当代山水画大家贾又福先生不仅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深入学习了国学，他确认太行山为其艺术的重心和呈现点，实现了中国传统写生（师造化）和结构的嵌入，贾又福在对太行山史诗般的歌颂中，现又转入洪荒宇宙哲思和山石大化遐想。而西方的绘画基本是纯技术性上的绘画，中国画美学则是哲学衍生体，中国哲学也是画论根基，“澄怀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