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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 　　2013年5月6日，笔者一行来到掩映于绿荫丛中的武汉大学北三区，采访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刘绪贻教授。 　　刘绪贻先生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从事社会学研究。解放后，他转行研究美国史，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奠基者之一。刘绪贻先生著作等身，曾与人共同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美国通”。2010年，97岁高龄的他出版了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盛赞这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当我们走进刘绪贻先生的书房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工作。书房的装饰简朴素雅，靠两面墙壁竖着顶天立地的白色书柜，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各种书籍与文献，主要是关于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其次是关于社会学的，还有各种纵论文化、时政的书籍，比如李慎之、许良英、顾准等人的著作以及朋友学生们的赠书。书桌上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摞图书，下面是大型工具书，最上面是《读书》和《书屋》，还有几份《南方周末》。老人缓缓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眼中流露出睿智而坚毅的光芒。他高兴地说，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他的百岁生日了。老人慈祥的笑脸与书桌上怒放的鲜花相辉映，斗室中洋溢着一派盎然生机。 　　刘绪贻先生的人生跨越一个世纪，经历丰富、曲折而独特，堪称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国运、上下求索的典型，他的思想变化更是折射着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在交谈之中，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反对儒学糟粕，肃清君主专政余毒，发扬科学、民主和法治，关怀人类之命运，我虽年迈，但自觉使命不轻。” 　　以下对话根据录音和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已经刘绪贻先生审定。 　　一 　　蔡家园：刘老师，我们先从您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谈起吧。这部书的上卷于2010年在国内出版之后，赢得了广泛好评。您能谈谈写作这部口述史的初衷吗？ 　　刘绪贻：在认识长江日报记者、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余坦坦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写口述史的问题。因为第一，我生平虽然遭遇一些坎坷，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化险为夷；而且这种转化过程不够雄壮，不够突兀，传奇性不足。其次，我虽然只要条件许可，就“不用扬鞭自奋蹄”，夜以继日地劳作，希望而且实际上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点滴贡献，但微不足道。因此，我自认为，我的生平事迹没有记录下来的价值。第二，由于主观、客观原因，我生平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从1979年起，近30年来，我自认为是很少浪费时间的。我总感到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不够用。2002年完成了《美国通史》的撰写和主编工作以后，我纵观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应该把余年全部献给呼吁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工作。自从上世纪90年代认识余坦坦后，经他的反复劝说、鼓励、督促和具体帮助，以前的想法渐渐有所改变。到2006年，我终于同意和他合作写我的口述史。 　　余坦坦希望除《刘绪贻口述自传》之外，还加个书名。我平生仰慕龚自珍之为人，他生于1792年，1841逝世，正是清代内忧外患并起且日趋严重的时期。他不仅清楚而深刻地先于一般人认识到这种危机，还忧国忧民，力图匡济，倡议改革。当他的这种抱负和志向被官僚大地主阶级反对和压制时，他愤世嫉俗，深感无奈。他把这种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用文学形式予以表达时，写出了以下的诗词佳句：“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有位友人还给他画了一幅“箫心剑态图”。因此之故，我和余坦坦商量，为表达我对龚氏的倾慕，将这本口述自传加个主标题――箫声剑影。 　　蔡家园：作为一位世纪老人，您经历了百年风雨历程，面对浩如烟海的往事和人物，您在做口述自传时是如何选择的呢？ 　　刘绪贻：我选取素材大体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有益，即对国家、人民和全人类都有教育意义的事情。第二是有趣，选择读者比较感兴趣的素材。因为自传出版后是给读者看的，一定要有可读性，所以我选择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譬如说少年时代的一些表现童心、童趣的故事、关于恋爱的故事，还有名人轶事等等。第三是有用，选择能够体现我平生做人、做学问特点的素材，希望对读者修身治学有所启发。 　　蔡家园：您的口述自传真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个人心路历程，哪怕是有些并不光彩的经历，您也直言不讳。读完这部书，我感觉到了一种卢梭《忏悔录》式的真实与真诚。 　　刘绪贻：我认为，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要讲真话，只有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文章才有生命力。要不然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 　　蔡家园：您在书中栩栩如生地记录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