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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是更深的记忆 　　霍俊明：阳子你好，北京今日正好大雨。说到你不能不说到漳州海边旧镇上的那个天读民居书院以及你的诗人爱人道辉。说说道辉和他的诗吧，你最了解他。 　　阳子：我和道辉的相识源于一次借书。时至今日，我俩只要看到影视作品里的一些借书情节，难免要笑上一笑。那时候，我去听道辉的讲座，讲的当然是诗歌。不过，我没有学到任何有关写诗的诸如技巧或者方法等等，我只记得道辉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腔，听起来很费劲，只记得他说：“诗歌，闽南话就是西瓜！”记得他说得热情洋溢，还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潦草得不得了的关键词。讲座的最后是自由提问，席下有不少人递了不少纸条上去，道辉看一眼把问题读出来，然后迅速做出回答。那个时候我大概能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我觉得他反应奇快，还妙语连珠，有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为证。当时，他手中一直挥舞着一本厚厚的红皮书本，我开始好奇，心想那肯定是本好书。讲座之后，我寻机去向道辉借那本书，他爽快地借给我，并嘱我看完后拿到文联去还他。后来我去还书，后来我们相熟，最后相爱，再颇受磨难最终拿到了一纸婚书。近日读到了道辉的几组短诗。道辉，这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创立“新死亡诗派”的诗人，曾经以自己凌厉的诗写风格，使中国诗歌版图从此出现了漳州这个地名。近年，道辉编选的各种诗歌纸刊不胜枚举，他不仅诗歌写得疯狂，一首长诗可以写到两万多行，而且出书也疯狂，像生产工业产品似的批量产出，一本一本往外砸，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新死亡诗派丛书、海烂鸟丛书等等，都是装帧精美，编选角度独特。我曾经无数次阅读道辉的诗歌，甚至认真到研究的程度，最终还是难以理清较为系统的解读脉络。然而，我不能否认自己对道辉这种颠覆性诗写态势的兴趣。无论是他的长诗还是短诗，都有大面积的客观描述，奇诡的想象和隐喻，看似无序的繁复垒叠和构造，造成强劲的语言攻势，猛烈地冲击阅读的底线。一个个字词，在道辉眼里好像成了无数方块，他像顽童一样翻转双手，语词的魔方瞬间能产生无穷的神秘变换。我认为语词在道辉的世界里产生了异变，具备了能够自动调整的能力。现在，我重读道辉的诗歌，发现道辉的语言节制了不少，诗歌中渗透着人性思考的因素。道辉在多年的语言开荒中，能褒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且日渐接近一种直抵灵魂的诗写，这多么令人欣慰。个中艰辛，应该只有像道辉这样的诗写者方能体味得到。在众多文学工作者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诗歌写作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诗歌易于激发情感，产生共鸣的缘故，但是，能留下一首好诗的却是不多，成为一个好诗人则更寥寥无几。探索的过程从来都是沉重而漫长的，时间会淬火锻打一切。诗写探索更是一个自我解剖修复的过程，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以换取更大的空间去创造、去升华。此时，又想起道辉的一句诗：“不去惊动你，如前天未借给后天。”我认为，诗写者应该沉静下来，把前天借给后天，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灵魂的临界思考，这样，诗坛将有更多像道辉一样具备自己独特写作维度的诗人。 　　霍俊明：说说“新死亡诗派”吧！很多人一直对这个命名充满了好奇与不解。 　　阳子：1992年的春天，道辉在老家面朝大海的石头屋子里，和几个朋友一起宣布成立了新死亡诗派。我在1993年春天第一次听到新死亡诗派这个名字。道辉一直是命名高手，他命名过“甜卡车”“新语词书铺”“原现代主义冷调结构”“天读民居书院”等等。但新死亡诗派无疑是最显眼的，当时我看着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但觉得道辉怎么看都不像个坏人，而且还是蛮可爱的蛮才华横溢的嘛，我就这么在新死亡诗派里一直呆了下来。我读过道辉的一些诗句，特别有感触，例如：“之前死亡，尘土也赶过。”死亡，人类不息的哲学命题，道辉使用“灰尘”赶“死亡”，用轻轻之力延续哲思核心的沉重与幽深，体现了处理语言时四两拨千斤般的非凡功力。我联想到“新死亡诗派”，纵览其理论体系，显然，此死亡非彼死亡，但其中的理念应当有共通之处，即顽强的建构过程。的确，历史的脚步往前迈进了不少，大浪淘沙，“新死亡诗派”能以其纯粹性、先锋性和神秘性独踞诗坛一角，无不呈现了一个诗歌流派在文本变迁史中的精神力量。 　　霍俊明：很多女性诗人给人一种“阁楼上的写作”的印象，甚至人们今天仍然津津乐道于什么自白和身体等等。就你的诗歌我关心的是写作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或者说生活对你的写作有着怎样的一种影响？说说你的诗生活。 　　阳子：在闽南话中，“诗歌”与“西瓜”的发音完全相同。西瓜是一种解暑佳果，许多人在炎炎夏日都有啃上一瓣西瓜的渴望，那留在舌尖的快感不难回味，然而西瓜毕竟只是水果，仅能尽其水果之职责，终究不能当饭吃。如此说来，诗歌和西瓜真有些许可比性。诗歌，怎么说也是雅趣之物，自古以来，凡能吟个诗做个赋的多少都能混个风流才子的名号当当，但写诗总不能当饭吃，生活是现实的，毫不客气地在诗人前面冠上一个“穷”字，穷诗人。诗能穷人，写诗者穷，这是社